作者：石祥（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員）

　　版本學是一門小眾的傳統學問，而版本學的研究對象——古籍實物特別是善本古籍，常人難得一見，更使得這門學問看似神秘而冷僻。近年來，隨著國家政策層面的重視、學術研究的內在需要，以及社會公眾對傳統典籍的興趣提升，版本學的研究熱度明顯提高，新鮮論著不斷涌現。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柳向春先生的《海上古籍風云錄》（中華書局，2023年5月），便是近期問世的頗具特色的高水準之作。

　　此書是柳先生歷年發表的文獻版本研究論文的一次結集，計收錄文章25篇。諸篇所考述的對象，多為上海博物館的藏品，從久負盛名的鎮庫之寶宋刻本《王文公文集》《梅花喜神譜》，到入藏時間不久、外間少有所知的謄清稿本《孟子疏證》等，足見柳先生多年來深耕館藏的工作成效。眾所周知，上海博物館是我國文物收藏的重鎮，其藏品之美富，世所稱羨。但該館的古籍收藏，除了《王文公文集》《梅花喜神譜》等個別品種之外，少為世人所知。讀柳著中的《上海博物館參與〈中國古籍總目〉項目情況綜述》，乃知該館古籍分藏敏求圖書館與保管部兩處，僅圖書館內先后審定的三批善本，即達1300種以上，規模甚為可觀。

　　事實上，博物館的古籍收藏情況較少公開披露，所藏文獻開放程度較差，研究者難以利用，是目前普遍存在的問題。盡管隨著近年的古籍普查工作的推進，已有不少博物館編輯出版了古籍普查登記目錄，披露了館藏，但普查登記目錄是條目式的，只簡明列出版本、冊數等幾項基礎信息與鑒定結論，無法體現具體鑒定依據以及藏品價值與特色。這是無解題的簡明目錄這一著述方式的先天限制，無可深責。欲充分展現鑒定的思辨過程，詳細揭示古籍善本的文物價值、文獻價值，則有賴于適宜的文體形式。柳著中的“解題”“考實”諸篇，正是就此而發。

　　此書諸篇重視考述古籍實物的遞藏過程，尤其注意交代其入藏上海博物館的過程史事。這既是版本研究論著的應有之義，另一方面，藏品的征集入藏更是上海博物館館史的鮮活組成部分。如上海博物館這樣的重要收藏機構的收藏史與發展壯大史，無疑是地方文脈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值得精講細挖的“古籍故事”。誠然，博物館史及其收藏史的研究，會有“博物館志”一類的專書言之（如上海方面有21世紀初問世的《上海文物博物館志》）。但志書敘事重在宏觀總括，展現從無至有的總體歷程，勢難逐一詳述各宗各項藏品的入藏過程。而總體的收藏史正是由每一件每一宗藏品的入藏涓滴構成的，“總體”內的每一“個案”，對于地方文化史來說，都是彌足珍貴，值得銘記的。而對鮮活細節的用心鉤稽與細致記錄，恰恰是柳著匡其不逮的發力之處。

　　在體式上，此書諸篇以“一文論一書”的專論居多，詳考細述某書某本的撰著始末、校刻歷程、諸本異同、歷代著錄收藏情況、文獻與文物價值等各項問題點；尤其注重梳理辨明兩大歷程的“源流”，即版本源流與遞藏源流，抽絲剝繭，層層細繹，再將這兩大“源流”中所涉人與事鉤稽串聯，娓娓道來，由此將某一古籍的整個“生命史”鮮活而立體地呈現于讀者面前。如《劉喜海〈海東金石苑〉刊行始末》一文，將劉喜海、鮑康、劉承幹諸人的序跋書札勾連綜析，結合與嘉業堂舊藏《海東金石苑殘稿》的細致比對，厘清了此書的前后三個刻本即觀古閣本、二銘草堂本、嘉業堂本的刊刻始末與底本來源以及這三個本子刊刻之際所發生的學人交往、嘉業堂本《補遺》《附錄》的實際作者等一系列問題，糾正了與此書相關的一些錯誤認識（如《海東金石存考》的作者問題等）。文章讀來，既征實可信，又親切可喜，舊人舊事，如在面前，絕少死板枯燥之弊。

　　版本學起源于藏書家的鑒藏活動，本是一門飽含“雅”與“趣”的學問，但在現代學術的條框規訓下，當下的很多論著規整嚴謹雖有之，雅趣活潑則欠奉。在堅守學術的嚴謹性與前沿性的同時，保持可讀性與趣味性，由此兼顧面向社會公眾的普及責任，既是傳統文史研究論著的應有之義，但也是長期以來的實踐難點；而柳著在此方面相當成功，令人激賞。

　　關注清代中期以來文獻版本，是此書的另一特點。傳統的版本學研究首重宋元本，時至今日，傳世的絕大多數宋元本已有較為系統而深入的研究（這當然不是說宋元本研究已題無剩義）。反之，對晚清民國文獻版本的研究深度與廣度，則遠有未及。職是之故，我們對于晚清民國版本的認識與了解，特別是晚清民國文獻的編刻始末、初印本與后印本之差異等問題點，遠遠不及宋元刻本。從表面上看，由于時代晚近，晚近版本實物與相關文獻材料較易尋覓，版本“鏈條”又較短，諸本關系看似簡單，各項問題似乎不難解決。但在實際研究中，人們往往僅依賴原書序跋等少數材料來源，未做深入挖掘，或是簡單憑信前人的只言片語，便得出結論，遂造成晚清民國文獻版本研究存在著許多“應有而尚無”之處，亟待填補解決。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柳向春先生在導師吳格先生的指導下，以清儒陳奐的學術交游為研究課題。自此以來，柳先生長期深研清代中期以來的學術史與文獻史，因此對晚清學人交游圈子及其著述文獻版本，如數家珍，對哪些文獻存在著“應有而尚無”之憾，了如指掌。此書的《翁同龢與光緒本〈愧林漫錄〉》《紅印本〈彊邨校詞圖題詠〉解題》《紅印本〈松鄰遺集〉解題》《紅印本〈倚松老人詩集〉解題》《留垞寫刻〈郁華閣遺集〉詩三卷詞一卷紅印本珍賞》等篇，皆是此方面的用心之作，作者以不亞于宋元本研究之精細功夫，細述版本形態，盡力搜羅史料，考察編纂刊刻經緯，梳理其間人事糾葛，勾勒當時文獻活動的生態，更由此展現出晚近文獻版本研究的寬廣學術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此書還注意在著述方式上進行創新探索。如《南宋宋器之〈梅花喜神譜〉年譜》一文，形式別開生面，以書為撰譜對象，爬梳史料，巨細無遺，將由宋至今的七八百年間圍繞此書而發生的諸方面史事，如撰著刊刻過程、傳世宋刻孤本的流轉遞藏脈絡、歷代藏家對此書的著錄題跋情況、后世翻刻影印事實等等，做了清晰匯總呈現。此文可為今后對重要珍本展開細致研究，提供可以借鑒的路徑方式。

　　此書佳勝之處，尚有很多，無不體現出作者于版本目錄之學的本色當行。如以前人未曾引述的《南天痕》一書，增補明末刻書名家胡正言之生平事跡（《胡正言及其〈印存初集〉》述略），足見搜集史料之深入用心。又如，論定近年重顯于世的龍舒本《王文公文集》三卷殘冊，即為食舊德齋舊藏本的失群部分（《新發現〈王文公文集〉殘卷考》），表現出對同一課題的持續追蹤。以刻工、紙張等差異，判定《大乘莊嚴論》《大方廣佛華嚴經》系元代《普寧藏》零本，而非日本學者所認為的《磧砂藏》（《上海博物館藏大藏經零本四種》），足見鑒定之功力。

　　國內具有高品質、成規模的古籍收藏的博物館，絕非少數；其中有待揭橥其文獻與文物價值的古籍藏品，更是不知凡幾。甚望博物館界的學者同仁，有志于此，不斷推出如《海上古籍風云錄》這樣的佳作，展現出博物館系統的古籍收藏風采，共同為新時代古籍工作增光添彩。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07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