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首個非遺領域行業標準獲批發布：

　　非遺項目“說明書” 細化工作“向導圖”

　　近日，我國首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領域的文化行業系列標準《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 數字資源采集和著錄》由文化和旅游部批準發布。該標準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起草，主要用于指導和規范我國各門類非遺代表性項目數字資源的采集和著錄工作。

　　非遺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好、傳承好非遺，對于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一直以來，我國缺乏非遺數字化保護方面的相關標準，隨著業務實踐的廣泛開展，業界對于出臺有關標準規范、指導工作認知與實踐有著愈加迫切的需求。加強非遺數據采集方面的標準化研究，推動制定有關標準和規范被列入《“十四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規劃》。

　　如何順應數字化、信息化的時代發展要求，更好地滿足非遺保護工作需求？《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 數字資源采集和著錄》的起草編制提供了路徑。

　　“非遺千差萬別，在制定標準時應該充分考慮不同類目的差異，并在真正執行的過程中有針對性地微調。”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苑利認為，非遺保護，特別是數字化記錄，一定要有標準，以此確保記錄內容不會缺項漏項，進而推動非遺的傳播與交流。“同樣是表演藝術，侗族大歌和京劇在傳承保護過程中肯定會有所不同，在記錄的過程中也肯定會有很大差異，這就需要我們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苑利表示。

　　正如專家所言，《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 數字資源采集和著錄》在明確規范性的同時也著重兼顧了非遺多樣性的特點。該系列標準分為11部分，涵蓋非遺數字資源采集和著錄的總體要求，以及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傳統醫藥、民俗十大門類的非遺代表性項目數字資源采集方案編制、采集實施、資源著錄方面的業務要求和技術要求。

　　“非遺數字化讓人們更加直接普遍地了解非遺，對非遺的宣傳普及效果不容小覷，同時也會帶來經濟效益，這就更加需要規范管理。”山東魯繡區級代表性傳承人賈喜人認為，數字化傳播快捷、延展性好等特點決定了非遺數字化應在規范內容方面著重努力，“要通過數字化的方式傳遞給千家萬戶，讓非遺得到有效傳播推廣，挖掘非遺更深層的文化內涵。”賈喜人表示。

　　為了精準地解決好非遺傳承人與社會面關注的各項問題，將其納入到標準中，起草部門廣泛調研，力求讓標準在今后的執行中能落到實處。據相關負責人介紹，標準于2011年5月開始籌備并起草。10多年間，標準的編制遵循我國標準化工作流程，堅持專業、適用、開放原則，凝聚集體智慧，立足行業需求，服務工作大局。來自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和相關高校、研究機構的近百名非遺保護、標準化、信息化領域專家學者深度參與了標準起草、論證等工作，部分省市參與了標準試點采集工作，國內相關非遺保護機構和社會團體對標準的編制提出了意見建議。

　　標準對各門類非遺項目應采集、著錄的內容及其相應要求進行了歸納提煉，既是一份認識非遺項目的“說明書”，也是一份拆解細化工作任務的“向導圖”，有理論和實踐層面的雙重意義。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任王福州認為，標準的出臺，將有助于非遺保護機構和從業者正確認知非遺保護應有的原則理念，在面對形態各異的非遺項目時，準確把握采集著錄的工作方向和重點內容，提升記錄工作的科學化、規范化、標準化水平，助力非遺的確認、立檔、研究、保存、保護、傳承、宣傳、弘揚和振興。我國四級非遺名錄體系下10萬余項非遺項目，其數字資源建設管理工作均可以之為參照，標準的應用前景十分廣闊。

　　長遠來看，標準的出臺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和新時代我國非遺保護可持續發展意義深遠。建立一套用于非遺數字化保護的標準規范體系，并在該體系中率先制定有關非遺記錄建檔和資源管理的數字資源采集和著錄標準，在我國非遺保護領域具有重要的開創性意義。標準的制定及發布應用將對非遺數字資源的傳播利用、非遺大數據體系構建、非遺專業人才隊伍培養，乃至提升社會公眾對非遺的認知等方面都產生重要的指導作用。

　　“我認為數字化的方式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推廣曲藝，更好地吸引人才、篩選人才、培養人才，同時也能培養觀眾，營造更好的曲藝演藝生態。當然，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們傳統曲藝也要跟上時代節奏，數字化人才培養、數字技能應用也是我們應該關注的發展方向。”國家級非遺項目京韻大鼓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種玉杰說。

　　王福州表示，下一階段，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作為標準起草單位，將按照有關規定和工作部署，與主管部門協同做好標準的宣傳貫徹實施工作。同時，還將在非遺理論研究、標準化體系建設等方面持續發力，充分發揮國家級非遺保護專業機構的作用。（本報記者 王 彬 實習記者 王添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