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韜（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國際關系史（外交史）研究是現代史學的一個分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萌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有所發展，在當今時代成長為蔚為大觀的研究分支領域，與國際關系學（國際政治研究）也多有交叉和對話。國際關系史主要研究時段聚焦在近現代，尤其是20世紀。從國別角度而言，研究二戰及之前的國際關系史，國內外學界關注歐洲國家和日本較多；研究二戰后、冷戰時期的國際關系史，焦點是美國。

　　國際關系史研究有兩大主導的視角和方法。一個是安全視角，在此種觀照下，國際關系史研究的核心議題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主要探究地緣政治、結盟、威懾、戰爭、締結條約等內容。具體而言，兩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和戰后秩序的構建，美蘇冷戰和核威懾，陣營對抗的同盟體系，世界霸權的轉移，以及國際聯盟、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組織是這種視角觀照下的主要探討對象。

　　另一個是經濟視角，核心的思路是探討歷史上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與國際政治的關系，主要探討西方大國對資源、市場、交通要道的爭奪，國際經濟體系的建立，對外經濟援助等內容。具體而言，圍繞土地和石油資源的殖民戰爭和爭霸戰（如列強瓜分非洲、西方大國爭奪中東的歷史），圍繞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等交通要道的國際沖突與危機，世界經濟體系如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構建，道威斯計劃和楊格計劃、馬歇爾計劃、巴黎統籌委員會的運作等經濟外交現象，是學者們頻繁探討的話題。

　　以上兩大主導性視角多采用現實主義思路，政治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和學科資源，都把政府決策者看作是理性計算的行為體，服從于國家安全和物質利益的需要，從而做出合理的外交選擇。這兩種解釋視角都曾風行一時，至今仍然影響巨大。但是在近三十年，一種新的思路——文化視角和方法應運而生。

　　就社會因素而言，首先是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的方式，讓人們前所未有地注意到文化因素在國際關系史中的力量；其次是“九·一一事件”背后“文明沖突”的原因，以及伊拉克、阿富汗戰爭造成美國全球聲譽的下降，使得學術界意識到“軟實力”的重要性；最后，新世紀以來美國面臨愈演愈烈的社會撕裂，國際學術界自然關注國際關系當中的文化身份問題。

　　就學術界而言，學者們越來越意識到價值觀和思想等文化因素對一國的安全和經濟訴求有很大的反作用。順著這種思路，可以看到國家和民族共同體也是一種精神狀態，那么國家之間的關系，必然也是各種版本的價值觀的往還交互過程。

　　受以上雙重因素的影響，文化視角和方法開始在國際關系史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國際關系史的“文化轉向”主要體現在如下兩種進路。

　　第一，文化作為研究方法。即用文化方法研究國際關系史中的重要事件或者現象，身份認同、文化觀念、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根源這三種研究路數運用得最多。

　　學者在身份認同和對外決策之間搭建起穩定的因果關系，比如冷戰時期美國自以為是的“世界領袖”身份意識對其大規模干涉越南統一的政策行動起了相當大的影響，對越南統一進程和越南社會造成了十分嚴重的破壞；再比如日本的“亞洲主義”觀念，即所謂日本是亞洲“盟主”的心態、畫地為牢的“亞洲版門羅主義觀念”，對其侵略和殖民奴役亞洲的政策行動影響極大，這對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亞洲各國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害。

　　學者們也注意到文化觀念諸如性別、宗教、種族對外交決策的影響。比如17世紀英國與西班牙的爭霸斗爭，也是英國國教與西班牙信奉和支持的天主教的爭奪，兩方爭奪基督教世界的正統地位是這場帝國主義爭霸戰的重要因素。

　　對外政策意識形態和知識根源最近也經常被學界涉及，比如有學者注意到現代社會科學主要知識流派——“現代化理論”（社會轉型的研究），被美國外交官運用到第三世界國家，他們親身在越南、拉美等國家推動社會轉型和“現代化”。這種“現代化外交”無一例外都以失敗告終，美國干涉了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內政并且打斷了這些國家歷史發展進程，也對其社會造成了破壞?，F代化這種宏大的社會發展階段論，實際上是源自美國19世紀的擴張和帝國主義思想——“天定命運”（Manifested Destiny）即認為本國的制度和意識形態具有“普世性”、本國具有推動人類社會變革的力量，這種思維方式被美國精英所承襲、延續，成為美國的冷戰世界觀和國家意識形態。

　　文化方法的學理根基是人類學、文化研究，底色是建構主義的思路，把國際關系看作是一個個文化體和一套套價值觀念之間的關系。

　　第二，文化作為研究對象。國際關系史當中的文化現象，可以分為政府的文化外交和民間文化產品的流動兩大部分，學者們著力觀察研究文化作為“產品”和“媒介”如何在國際關系中流動。政府的文化外交包括各國政府主辦國際廣播電臺、報刊雜志、各種圖書傳播項目等在內的政府對外宣傳活動；包括各種文化展覽、藝術品交流、教育交流項目等在內的對外文化輸出。

　　近年來，學界也開始極大地關注民間文化產品在國際社會的流動，尤其是大眾消費產品，有學者關注二戰時期可口可樂隨著美軍的全球流動，二戰和冷戰時期好萊塢電影的意識形態輸出，也有學者把戰后日本動漫作為外交軟實力的經典案例進行考察。

　　簡言之，在國際關系史和外交史研究中，文化是安全和經濟因素的補充性視角，它更加重視思想觀念的作用，注重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這有助于我們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國際關系的歷史和現實。文化方法往往強調一國的國內文化對其外交的影響，強調的是事物的“內因”，這也有利于校正跨國史研究的一些弊端，后者更多把外交決策作為對對方行為的反應，尋求在互動中解釋歷史，過分強調“外因”對事物的影響。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文化冷戰視野下的美國與香港、臺灣關系[1949—1979]”〔20BSS062〕的階段性成果）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3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