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對象：李樹峰，男，1970年2月生，福建福安人，北京大學法律系1987級本科生，曾任職福建省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農辦”)秘書處干部，現在一家律師事務所任職。

　　采訪組：石新明 郭海鷹 曹鈺 秦濤

　　采訪日期：2018年12月15日

　　采訪地點：北京前門東大街10號樓 1005室

　　采訪組：李樹峰同志，您好！1990年7月，北京大學學生社會實踐團赴福州開展社會實踐活動。作為實踐團成員，請您回憶一下當時參加這次活動的情況。

　　李樹峰：好的。我是1987年從福建福安考入北大法律系的，1991年畢業，在校期間經歷了1989年的政治風波。那次政治風波對大學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同學們普遍感到需要更多地到實踐中去認識社會、了解國情、接受教育。這一年的秋季學期，北大學生會社會實踐部特別熱鬧，報名參加實踐活動的同學特別多，實踐活動的安排也特別豐富。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經多方聯系，北大福建同學會決定組織同學們赴福州開展社會實踐活動。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同志獲悉后非常重視，指示福州市有關部門安排好。北大黨委和團委得知后更是高度重視，指定當時的北大團委社會實踐部部長帶隊赴福州指導這次活動。這也是當年北大影響最大的一個社會實踐活動。

　　1990年7月20日左右，北大學生社會實踐團分批從北京出發。有一個小組到閩北的時候趕上暴雨，他們乘坐的火車被困在山區。習書記得知后指示市里連夜安排一輛大巴車到閩北山區轉移受困的同學，接到福州后安排他們在福建省財會干部管理學院住下。這件事情給我的震撼很大，因為當時剛剛經歷過1989年的政治風波，社會上對大學生尤其是對北大學生或多或少都帶有一些異樣的目光，避之不及，而習書記和福州市委卻給予這么熱情周到的安排，讓我們非常感動。

　　采訪組：請您談談在福州市開展社會實踐活動的情況。

　　李樹峰：我們實踐團有30多個成員，分投資環境、城市建設、教育科技、人才需求、社會心態等6個專題組，成員中有博士生、碩士生和本科生，大部分是福建籍的同學，文科有經濟系、法律系、歷史系、中文系、外語系、哲學系，理科有物理系、化學系、生物系等。調研活動安排有座談、采訪、問卷等，形式多樣。整個社會實踐活動約10天。同學們早出晚歸，白天集中考察、分組調研，晚上一起交流收獲體會，分享各自搜集的資料，非常熱鬧。

　　我參加的是投資組，主要是調查分析福州投資環境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和政策建議，重點是到馬尾調研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發展情況。馬尾地處閩江下游北岸，距福州市中心約16公里，是中外聞名的貿易港口、中國近代海軍的搖籃、中國近代航空事業的發源地、中法海戰的古戰場，馬尾船政、馬尾海戰聞名中外。

　　實踐團6個專題組在調研結束前都按計劃完成了調研報告，約十萬字。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當時的調研報告應該非常稚拙，但福州市方面非常重視，立即轉給了福州市計委、經委、外經委、人事局等有關部門參閱。

　　采訪組：據當年《福建日報》和《福州晚報》報道，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利用晚上休息時間專門到北大社會實踐團駐地看望大家并同大家座談，請您回憶一下當時的座談情況。

　　李樹峰：記得是1990年7月31日吃過晚飯后，我們接到通知，說習書記要來我們吃住的省財會干部管理學院看望我們并座談。當時習書記輕車簡從，好像就帶了一個工作人員來。

　　習書記到來后和同學們一一握手。我帶著期待和激動，心里想，一定要細心體會握手的質感。輪到我與習書記握手時，我手上稍微加了一點兒力，望著他說：“習書記好！”習書記問候我時，始終保持著兄長般的微笑，我感覺他的手特別厚實。

　　座談會大概進行了一個多小時。6個專題組的同學分別向習書記匯報了這次調研的成果和體會。經濟學院研究生黃誌負責金融環境的調研，他談到了福州市應充分發揮沿海開放城市和與臺灣地區毗鄰的優勢，并提出了對發展金融業的思考。

　　社會心態調研組的同學在匯報中談及福州人民的心態很樸實，把亞運會當成自己的一件大事。該同學認為，與沿海城市人民的辦事效率相比，我們大學生中存在的散漫現象應該有所轉變。國際經濟系學生陳功說道，福州市干部雷厲風行的辦事效率和對大學生熱情周到的接待，使同學們深受感動。

　　習書記靜靜地傾聽，偶爾插話詢問，不時點頭表示贊同。福州的夏天比較潮熱，那時也沒有空調，習書記拿著一把折扇，身穿短袖白襯衣，像兄長一樣與我們拉家常似的交流，始終面帶笑容，話語親切自然，倒是我們有點兒緊張和拘束。

　　關于這次座談的內容，當時剛剛到福州工作的中國人民大學1990屆畢業生郭海鷹作了整理并寫成《習近平與北大人交心談往》一文，發表在他主編的校園刊物《福建大學生》報上，郭海鷹當時協助我們聯系對接了這次實踐活動。那份《習近平與北大人交心談往》原稿保存于中國人民大學檔案館。現摘錄如下：

　　習書記首先表示歡迎同學們到福州來，感謝各位為福州市的建設出謀劃策。他接著說自己與在座各位的年齡相差不太大，因而與大家見面有親切感，兩代人走過的歷程、心態、思想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時代背景不一樣。

　　習書記談到年青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是在一片空白中逐步形成自己的世界觀。

　　習書記認為“生活不容易”，年輕人對生活的結論不能下得太輕易、草率，只有在實踐中才能不斷提煉自己狂熱、浪漫的想法。“文革”中的一代人大都經歷了從苦悶到重新批判、認識而后建立自己世界觀的過程。習書記談到當時他也是什么書都看，從《三國志》到黑格爾、亞里士多德的著作，而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認識并不太清晰，真正樹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觀點，是在自己過去認為最落后的地方，是在農村的七年插隊生活中，帶著問題看書、思考，經歷了“生活關”“勞動關”的考驗，最終體會到了其中真正含義。

　　習書記告誡同學們說，不要認為學校中學到的知識是高超、萬能的，只有到社會中與群眾打成一片、扭到一起后，產生了社會責任感，才能獲得真知灼見。

　　習書記主張應該多創造機會讓青年學生們認識社會，在實踐中把握自己。他說，我們沒有必要為年輕一代擔心——一代必將勝過一代。年輕一代應該結合中國的特點把握好自己的路，否則只能牢騷滿腹、空悲嘆。

　　習書記誠懇、實在的話語博得同學們的陣陣掌聲，會后同學們反映說：“習近平是不打官腔的領導，聽得進，聊得來！”

　　我印象最深的是，習書記與我們分享了他對中國社會整體情況的看法。他說，中國比較大，國情比較復雜，各個地方的情況可能都有差異。但是，如果我們要真正的想為國家做一些事情、有報國理想的話，應該更多地深入到基層，真正地了解實際的國情是怎么樣的。“同學們的憂國憂民，只有到基層中去、到實踐中去、到人民中去，才能真正知道所學的知識如何去發揮、如何去為社會作貢獻。”他勉勵我們“立志高遠，多讀書，多到基層磨煉”。

　　我們覺得習書記非常懂得青年人的所思所想，非常懂得當時青年學生特別是北大學生的成長困惑，對我們有一種導航的方向感。聆聽習書記一席話，我們仿佛看到了未來的成長方向。

　　《福建日報》以《向社會學習 向人民大眾學習——北大學生社會實踐團圓滿結束在榕活動返京》、《福州晚報》以《北大學生赴榕社會實踐團舉辦匯報會——習近平同志同他們進行長時間親切交談》為題，分別在頭版對此次座談會進行了報道。

　　采訪組：請談談這次社會實踐活動對您的影響。

　　李樹峰：這次社會實踐活動，在福州反響熱烈，也在北大引發強烈反響。習書記當年對我們的親切關懷和殷切勉勵，時時激勵我奮斗前行。

　　我在北大上學時印象最深的是課外講座特別多，接受現實社會的信息基本上都是通過講座間接獲得，但又覺得這些講座理論的東西比較多，聯系實際的不多。通過參加這次社會實踐活動，跟社會現實直接結合，就好比有一種“開天窗”的感覺，見到了一個真正現實社會的樣子。我們明顯感到，書本上學習的與現實中看到的不一樣，開始學會更多地從不同角度看問題。學校學習的大多是從宏觀層面、從假設性的前提看問題，更多的是宏觀分析性的邏輯思維。而這次社會實踐活動，讓我們真正從現實的角度看問題，讓我們變得更加理性和冷靜。這是從書本和講座中無法獲知的，這種沉甸甸的收獲，對當年的我們來說尤其重要。這次社會實踐活動后，我感到同學們都少了迷惘，多了遠見；少了躁動，多了踏實；少了失望，多了希望。

　　1990年暑期在福州的社會實踐經歷，雖然只是我成長和人生中的一朵浪花，但每每回憶總會心潮澎湃，感慨萬千。此刻，我不由得想到了習近平總書記非常喜愛的詩詞《采桑子·反“愁”》：“待入塵寰，與眾悲歡，始信叢中另有天。”

　　采訪組：您是福建人，畢業后又回到福州工作，您能否談談對習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時的印象？

　　李樹峰：1991年夏天，我從北大畢業回到福建，被分配到省委農辦秘書處工作，更多地了解和感受到福州的發展變化。對習書記在福州時的工作，我有三個方面印象特別深刻。

　　第一，習書記的為民情懷。習書記總是把人民群眾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福州時，他大力推動“四個萬家”(進萬家門、知萬家情、解萬家憂、辦萬家事)活動，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稱贊，我當時也陪同農辦的領導參與了這項活動。

　　這種為民情懷，從習書記在1990年7月15日晚填寫的《念奴嬌·追思焦裕祿》一闋中，可見一斑。

　　魂飛萬里，盼歸來，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誰不愛好官？把淚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氣！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膽長如洗。路漫漫其修遠矣，兩袖清風來去。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綠我涓滴，會它千頃澄碧。

　　第二，習書記的戰略謀劃。習書記在福州時，提議并主持編制了“3820”工程，即《福州市20年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構想》，科學謀劃了福州3年、8年、20年經濟社會發展的藍圖。習書記在主持規劃時，組織課題組外出考察，在媒體上開辦“怎樣趕上亞洲‘四小龍’專欄”，開展“萬人答卷、千人調研、百人論證”等活動，廣泛發動市民參與。當時，我們農辦也深度參與了這項工作。

　　習書記當時還非常重視海洋經濟，重視生態建設，提出“海上福州”戰略。他說：“福州的優勢在于江海，福州的出路在于江海，福州的希望在于江海，福州的發展在于江海。”

　　第三，習書記的實干作風。聽說習書記來福州不久，就提出“馬上就辦”的理念和要求，并在福州開發區現場辦公會上提出“馬尾的事，特事特辦，馬上就辦”。旋即，馬尾誕生了“一中午擬定一個文”“兩天辦好辦廠手續”等生動故事。“馬上就辦”“真抓實干”后來成為福州打造效能政府、加強作風建設的一個重要突破口，并被推廣到福建全省。

　　習書記在福州還提出了工作督查制度、首問責任制、限時辦結制、全程代辦制、投資項目審批“一棟樓辦公”、會議“限時發言”等許多改進作風的舉措。

　　回憶三十年前與習近平同志接觸的珍貴往事，仿佛又一次聆聽習書記那天傍晚和我們的談心談話。回頭看看自己這些年走過的路，我對習書記當年那些話體會更深了，理解更透了。我相信，這些話對于今天青年學子的成長一定會有幫助和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