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將注定成為世界歷史上極不平凡的一年。當前，國際防控形勢仍然十分嚴峻，尚未迎來抗疫“拐點”的出現。毋庸置疑，如此猛烈的沖擊，勢必對當今國際政治格局與世界秩序產生深遠影響。

　　中國與美歐關系的心理認知基礎正在發生微妙變化。疫情在全球范圍內的擴散，不僅考驗各國的制度韌性和決策能力，也凸顯出國家應急管理和公共衛生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性。其中，中國在應對疫情過程中展現的能力與美歐諸國令人失望的表現構成鮮明對比，而這種懸殊表現在工業革命以來幾乎是前所未有的。不僅如此，隨著中國大體控制住了疫情的傳播，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對其他國家施以援手，無形中加深了部分國家的戒備心理，它們甚至不自覺地將這種對比提升至社會制度與價值觀的層面。其中的心理發生機制是：當國家或個體自信心明顯不足時，自尊心將強于以往，戒備心也就變得更重。這種認知心理基礎的微妙變化，帶給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作為“催化劑”的疫情，可能改變中美戰略博弈的基調。從2018年貿易摩擦甚至更早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開始，國外便有學者叫囂著“中美兩國要在經濟和技術上(選擇性)脫鉤”的言論，主張美國要對在電信和高科技等領域的中美交流進行嚴格管控與制約。由于疫情的催化劑作用，中美關系顯然變得更為緊張。與此同時，由于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不力的事實，促使美國及其領導下的國際政治體制進一步萎縮。此前，包括美國大多數人在內的人們通常認為，中美之間合作共贏才是主流方向，對抗和競爭是次要形式。但是，隨著美國在疫情期間運用“冷戰式思維”對付中國，包括將抗疫不力的原因“甩鍋”中國、無理指責世衛組織偏袒中國、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在互聯網、商業層面的部分脫鉤正在成為現實，如若任由該現象進一步惡化下去，很可能致使中美之間的主基調發生改變。

　　作為中美摩擦加劇的第三方力量，歐洲諸國(主體是歐盟國家)會不會因此跟進而“選邊站”，還是基本上保持原地不動，抑或是大力推行多邊主義政策與路線，這需要進一步觀察。目前來看，研判歐洲諸國在中美競爭中的立場問題，需要考慮到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其他主要國家被邊緣化的風險，這些國家較有可能團結和協調不希望受制于中美競爭的國家，走“第三條道路”。歐洲諸國特別是法、德兩國更加緊密合作，并重點組織中美之間的其他力量，形成第三方勢力，這種可能性正在增加。這個圈子是緊密還是松散，現在看來是傾向于后者，畢竟歐盟內部封鎖邊境、相互截留醫療物資等各自為政之事屢有發生，一定程度上表明這一聯盟(圈子)的脆弱性。

　　面對全人類共同的危機，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可以獨善其身，國際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刻都需要團結和合作，需要協調一致的集體行動。我國在抗疫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決策能力和組織能力有目共睹，工業和科技應急能力為世人矚目，這增加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中國的信心。疫情凸顯了公共衛生和數字基礎設施的重要性，要知道，中國企業當前在發達國家開展業務仍面臨較多困難，但由于發展中國家尚缺乏廉價的替代方案，因而十分歡迎中國企業。這也提醒我國，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之下，應加強與周邊國家的溝通、對話與協調力度，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疫情迫使部分國家的能力遭受來自民眾的“信任危機”。一方面，由于疫情蔓延速度較快，確診病例在許多國家逐日猛增；另一方面，經濟形勢嚴峻，各國失業人數也在增加，因而導致更深層面的“信任危機”。部分國家的所作所為，譬如英國早期拋出的“群體免疫論”、特朗普的“喝消毒液殺死病毒論”，無一不讓民眾對國家能力及其領導力失去信心。不僅如此，在抗疫中的受挫，可能促使這些國家陷入自我封閉的民粹主義、排外主義和單邊主義的泥潭，進而削弱國際合作抗疫的力度，也將進一步加劇反全球化的潮流，即增加對貿易、技術的限制，引發新一輪的動蕩。

　　防疫的緊迫性不亞于一場戰爭，而且病毒這個敵人，甚至比武裝敵人還狡猾、還可怕。每次大型戰爭都是一次重塑社會秩序的機會。在危機之下，社會變革往往有能力沖破阻力，生根發芽，最終成為社會新常態。今后，我們仍需以問題為導向，深入研究疫情對于全球治理體系、國際關系格局的影響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