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尚未入園入學的子女，一邊是要保質保量完成的工作任務

　　復工未復學，職場媽媽的“雙重焦慮”如何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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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疫情突至，職場媽媽們在陪伴孩子度過“漫長假期”的同時，也在經(jīng)歷復工未復學的煎熬與焦慮。疫情防控期間，有未成年子女的雙職工家庭，尤其是職場媽媽有多難？3位職場媽媽分享了她們的疲憊與憂慮、辦法與期待。

　　疫情的腳步，沒有在2020年的夏天驟然停下。近來，大連、新疆等地出現(xiàn)小范圍的疫情反復。一邊是尚未入園入學的子女，一邊是需要保質保量完成的工作，復工未復學之時，不少職場媽媽面臨工作與照看孩子的雙重壓力。

　　“在公司上班，不用做飯還能午休，居家辦公不僅要工作還得照顧孩子。”和錢憶相似，居家辦公期間及“后疫情時期”，很多職場媽媽開啟了打開電腦開視頻會議、接打業(yè)務電話、培訓，與輔導孩子上網(wǎng)課、做飯、做家務兼顧的“新日常”。

　　“不得已，我把孩子反鎖在家里”

　　“雖然早上離開家時，兒子笑盈盈地目送我，但愛人說，到中午時兒子哇哇大哭，喊著找媽媽。”談起3歲半的兒子，張寧寧心里有著太多愧疚與無奈。

　　7月中下旬，隨著新發(fā)地疫情及其相關傳播擴散的終止，在北京工作的張寧寧從第二次居家“云辦公”的模式切換回到單位上班模式。婆婆年逾八旬，靠輪椅行動；丈夫在一家企業(yè)做司機，經(jīng)常要出外勤。誰來照料3歲半的幼兒，難倒了張寧寧一家人。

　　“不得已，我把孩子反鎖在家里，告訴他遇到危險要大聲呼救。”為能正常上班，44歲的張寧寧把兒子和婆婆反鎖在家里，并給鄰居留了把鑰匙以應急。在沒有出勤任務時，丈夫會在午間回家，備好午飯。

　　復工未復學、幼托機構暫未復托、家中老人無力照料，對于不少像張寧寧這樣家有未成年子女的雙職工家庭來說，如何看護孩子成了疫情防控期間的“必答題”。

　　“未成年子女不可能完全脫離父母，特別是疫情期間，他們更需要父母的陪伴與教育。”41歲的職場媽媽錢憶說，兒子就讀的小學原本已準備開學，但疫情蔓延后，孩子不得不再度居家，“云”開學、“云”上課。

　　為照顧兒子，錢憶與丈夫輪流向單位請假，“盡力不讓孩子單獨在家，即便有，也只有小半天”。

　　不少雙職工家庭表示，孩子到了入園、入校年齡后，就不愿再讓操勞多年的老人“搭把手”了。兒歌里“爸爸媽媽去上班，我去幼兒園”的美好生活，在突如其來的疫情面前變得不堪一擊。

　　在家中安裝視頻監(jiān)控、教育孩子不給陌生人開門、適當訓練孩子獨自在家的能力……很多職場媽媽表示，受疫情影響，年幼的孩子只能獨自在家，雖不放心，但也在努力訓練和培養(yǎng)孩子獨處的能力與安全意識。

　　看似很美，卻“兩敗俱傷”

　　“每天我都在職工、幼兒園老師、媽媽3個身份中來回切換，感覺有忙不完的事。”31歲的陳彬彬在一家金融企業(yè)從事行政工作，兒子6歲，奶奶、姥姥輪流來北京幫忙照看。

　　“即便家里有人幫忙，居家辦公也沒有想象中那么美。”疫情形勢嚴峻時，陳彬彬一家4口擠在空間不大的房子里，工作、孩子、家務成了繞不開的“坎兒”。孩子玩耍吵鬧的聲音、做飯時鍋碗瓢盆的聲音、家人打電話的聲音，此起彼伏，在她看來，家中嘈雜的環(huán)境并不適合辦公。

　　此外，有研究顯示，疫情期間的遠程辦公，給人們帶來更多會議和更長的工作時間。“起床就要打開電腦收發(fā)郵件，深夜23點還得接電話溝通業(yè)務。”不少職場媽媽表示，居家辦公弱化了生活與工作的邊界。

　　集中工作、熬夜工作成了很多職場媽媽的選擇。“等孩子睡著了，自己有時間獨處了，可以集中干活兒。”錢憶說，兒子上小學后，家長腦力上的疲憊遠超體力上的勞累。除了上學校規(guī)定的網(wǎng)課，還要學習少兒編程和鋼琴等，“云”學習下，更需要引導與監(jiān)督。

　　居家辦公期間，并不算輕松的工作與需要費心教育的孩子之間相互影響，錢憶說，“有段時間，感覺沮喪又焦慮，會覺得工作沒有盡善盡美，孩子又沒有明顯的長進。”

　　“雖然很疲累，對孩子很愧疚，但還是以工作為重。”對于曾經(jīng)做過3年全職媽媽的張寧寧而言，重返職場并不容易，她格外珍惜這份工作。“公司領導也很照顧我們家的情況，不要求我每天必須到崗，很感謝這份理解。”

　　期待有更多支持力量

　　在疫情防護的特殊時期，如何看護延遲開學的未成年子女引起了社會重視。北京市明確，每戶家庭可有一名職工在家看護未成年子女，期間工資待遇由企業(yè)按出勤照發(fā)。山東淄博也倡議，在家看護未成年子女期間，單位、企業(yè)不應與職工解除勞動合同。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一些企業(yè)針對需要看護未成年子女的職工，出臺了較為彈性的管理措施，如錯峰上下班、安排居家辦公、鼓勵優(yōu)先利用年休假居家看護等。不過，實際生活中，照護子女的主力仍是職場媽媽。

　　職場爸爸去哪兒了？陳彬彬表示，雖然孩子爸爸也會參與育兒，但投入的不如媽媽多，“社會大環(huán)境沒有明顯改變”。有聲音表示，光靠家庭協(xié)商，要求職場爸爸參與育兒，效果不一定明顯，需多方共同協(xié)調行動。

　　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長聘副教授張丹丹建議增加長效機制，以減輕職場媽媽的壓力，尤其是對于低收入家庭和失業(yè)家庭，政府可通過減稅、轉移支付等社會保障的方式，逐漸向照顧孩子壓力大的職場媽媽傾斜。

　　此外，幼托機構暫未復托、供給不足也是職場媽媽普遍反映的問題。疫情之前，張寧寧考慮過籌辦小型幼托機構，兼顧起家庭與事業(yè)，但突然到來的疫情打亂了她的想法。面對“照顧孩子還是去上班”的選擇題，張寧寧和不少職場媽媽意識到幼托機構的重要性。

　　北京新發(fā)地疫情暴發(fā)期間，工作任務繁重的陳彬彬需要每天按時到崗，家里老人成為她堅實的后盾。在她看來，生活不是非黑即白，“職場媽媽不需要‘被定義’，努力往前奔就好。”(文中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