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行程里,我一直在觀察、學習,也在思考,在重大項目和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保護、民生改善等方面,西藏都取得了很大進步,可以說是舉世矚目。”參加2025·中國西藏發展論壇期間,國際知名學者鄭永年接受西藏日報記者專訪時說。
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主要從事國際關系、外交政策、中美關系、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系研究。近年來,先后出版和主編著作近百部,其中英文專著10余部,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問:鄭教授您好,首先感謝您接受本報采訪。請問您對西藏的關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您覺得中國政府在西藏治理中有哪些創新案例?您對西藏“短短幾十年、跨越上千年”的變化有何評價?
答:我是第一次來林芝,但西藏很多地方都曾經去過。實際上,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上大學期間,我就開始關注西藏了,主要是了解西藏的歷史,比如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中央與地方關系等;后來,博士論文做了關于區域研究的學術項目,對西藏的研究就涉及邊疆治理、民族問題等方面,到現在也有30多年了。
創新案例就太多了,比如扶貧、環保、援藏政策等等。縱觀世界,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對本國的少數民族投入這么多的人、財、物,單說一個,和平解放前西藏人均壽命只有35.5歲,現在是72.5歲,這就是在中國政府治理下西藏社會進步的最好例證。還有人文層面,我們看到,西方大部分的民族都消失了,而中國,包括藏民族在內的各少數民族都保留下來,而且發展得很好,這與中央政府特殊政策支持是分不開的。
至于評價,我只想提一點,我在這次論壇主旨演講中也提到,我們現在用“巨變”“跨越式”這樣的詞匯來評價西藏的發展歷程,已經不夠了。我比較喜歡用物理學上的一個概念——躍遷來形容西藏的變化,因為無論是“巨變”也好、“跨越式”也好,都是“線性的發展”;而“躍遷”,卻是指代“不同軌道、不同性質的發展”。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人類社會性質要經歷從農奴制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演變,而西藏通過民主改革,從農奴制一下子跨入到社會主義制度,這就不是“線性的發展”,而是“躍遷式的發展”。
問:作為國家政策研究方面的專家,您如何解讀西藏的發展邏輯?
答:我想從兩個概念切入:一是戰略經濟,二是經濟戰略。從頂層設計層面講,國家對西藏的布局都是從戰略意義上來考量的,就拿生態來說,20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我的老家浙江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我這次到林芝來,感受頗深,“兩山”理念放到西藏來實施,尤為必要。西藏大部分地區海拔高,生態非常脆弱,中國有名的大江大河都發源于青藏高原,如果不保護好,不僅影響國家整體的可持續發展,還會對周邊國家甚至整個世界帶來影響,戰略地位非常重要。
下一步,西藏要圍繞中央政府的戰略經濟來定位自己的經濟戰略,實現長治久安和高質量發展。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例,通過發展高鐵、公路、空港以及國家重大項目建設,來自各個領域的人、財、物都能很快吸引過來,從而繼續保持快速發展。同時,要擴大開放,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也提出,要積極擴大自主開放,西藏是個關聯點,既是邊境地區,也是開放的第一線,對內跟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省市關聯很強,像林芝,跟廣東的關聯就很強;對外同周邊國家也要主動開放,不僅要開放,還要幫助周邊國家開放,實現互聯互通、互利共贏,這跟西方的發展邏輯是完全不一樣的。
問:也想請您就西藏發展的內在邏輯談談看法。
答:是的,從更深層次來講,西藏的發展背后還存在一個內在的文明邏輯。中國是世俗化國家,從來都是多元一體、包容并蓄,比如佛教產生于印度,傳到中國,就有了佛教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起源于歐洲,后來也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央政府管轄西藏,淵源有自,不同時代有不同方式,現在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也是中央與地方關系的一大特色。而西方一直沒有解決多元化問題,倡導分而治之,目前來看,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的努力已經失敗了。另外我想說,以往我們對西藏的敘述,太受西方的影響了,西方說什么,我們就要回應什么。我們應該深入挖掘西藏的人文資源,把西藏的定義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創新語言表達思路,講好西藏故事,構建西藏敘事的中國話語權。
問:您剛剛提到了主動開放。西藏作為中國邊疆開放的前沿,周邊國際環境有哪些新變化以及如何應對?您認為西藏應如何更好地主動融入世界、并在國際交往中發揮積極作用?
答:過去中國對周邊環境的應對是被動式的,現在中國在快速崛起,我們有條件主動營造周邊環境了。目前來看,周邊環境復雜,但總體可控,我們有信心。我覺得,西藏還是要保持穩定,通過自主開放,有節奏、漸進式、以點帶面地開展對外交往,慢慢地延伸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構建區域命運共同體。
西藏要更好地融入世界,我個人覺得有兩點可以談:一個是硬基建、一個是軟基建。從硬基建方面看,公路、橋梁等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仍在推進,且速度很快,但還有待加強,比如有些偏遠地區的信號,斷斷續續的。軟基建主要是人文層面更為重要,西藏等邊疆地區作為開放的前沿,思想一定要解放,我們越開放,國際上說壞話的機會越少、說假話的機會也越少。我在海外30多年,看到一些人已經不會說本民族語言了,而西藏的語言、宗教、風俗習慣是受到保護的。但是西方有少部分人故意歪曲事實,妖魔化中國西藏,這不是講故事的好方式,所以我提出“三個回歸”,即回歸基本事實、回歸科學、回歸理性,讓他們都來看一看,眼見為實。
問:“一帶一路”倡議是近些年來的熱門話題。西藏是面向南亞開放的重要通道,近年來也在積極融入區域發展格局,如何與周邊國家展開深度合作?
答:“一帶一路”是個過程,要有基礎,我們老話說,要致富、先修路,所以首先是發展基礎設施,比如公路、鐵路、空港、邊貿口岸等,實現“硬聯通”;接著,就到了民生經濟,互相開放邊貿口岸,互相借用對方的比較優勢,在貿易、金融上互聯互通;最后就是人心相通,從人文上彼此融合。
近些年,在中國外交部支持下主辦的“環喜馬拉雅”國際合作論壇已經看到成效,比如中尼之間越來越密切地互聯互通。我個人覺得,要堅持包容式的多邊主義,把政策參與的原則運用起來,就區域間共同面臨的問題,大家“有事好商量”;西藏還有著融合中外的文化優勢,要把西藏的人文資源組織起來,讓喜馬拉雅山脈成為周邊國家和地區溝通的橋梁紐帶。
問:近年來您對大灣區的觀察、研究較多,您覺得大灣區有哪些好經驗好做法能夠借鑒和吸收到西藏來?
答:廣東是中國南方沿海地區,西藏是祖國西南邊境地區,我有個觀點,海疆和陸疆要關聯起來,實現雙向流動。我們現在有政治上的雙向互動,比如干部掛職和對調等。但是在經濟上,特別是在產業上、技術上的交流互鑒同樣重要,比如,西藏的生態環境極其脆弱,很多產業特別是傳統產業不容易發展,但是像人工智能、數字經濟,深圳等大城市是走在全國前列的,西藏發展這些產業又有著得天獨厚的環境優勢,通過產業的雙向流動,人工智能、數字經濟就能在這里落地生根、開花結果。雙向流動還有一個結果,就是人才不斷涌現。
問:最后一個問題,此屆中國西藏發展論壇還設置了幾個分論壇,其中包括“時代青年的高原奮斗與擔當”,您剛剛也談到人才的重要性,那么您想對奮斗在各個領域的西藏青年說些什么?
答:我是浙江的“山民”出身。就個人成長而言,我覺得青年一定要自立自強、努力奮斗。有人說中國是儒法國家,也能借用到“人的發展”上來。年輕人首先要學習法家,通過個人打拼來提升自己,成為有能力、有價值的人;然后效仿儒家“兼濟天下”,為國家和社會服務、為公共利益服務,實現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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