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行程里，我一直在觀察、學習，也在思考，在重大項目和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保護、民生改善等方面，西藏都取得了很大進步，可以說是舉世矚目。”參加2025·中國西藏發展論壇期間，國際知名學者鄭永年接受西藏日報記者專訪時說。

　　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主要從事國際關系、外交政策、中美關系、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系研究。近年來，先后出版和主編著作近百部，其中英文專著10余部，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問：鄭教授您好，首先感謝您接受本報采訪。請問您對西藏的關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您覺得中國政府在西藏治理中有哪些創新案例？您對西藏“短短幾十年、跨越上千年”的變化有何評價？

　　答：我是第一次來林芝，但西藏很多地方都曾經去過。實際上，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上大學期間，我就開始關注西藏了，主要是了解西藏的歷史，比如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中央與地方關系等；后來，博士論文做了關于區域研究的學術項目，對西藏的研究就涉及邊疆治理、民族問題等方面，到現在也有30多年了。

　　創新案例就太多了，比如扶貧、環保、援藏政策等等。縱觀世界，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對本國的少數民族投入這么多的人、財、物，單說一個，和平解放前西藏人均壽命只有35.5歲，現在是72.5歲，這就是在中國政府治理下西藏社會進步的最好例證。還有人文層面，我們看到，西方大部分的民族都消失了，而中國，包括藏民族在內的各少數民族都保留下來，而且發展得很好，這與中央政府特殊政策支持是分不開的。

　　至于評價，我只想提一點，我在這次論壇主旨演講中也提到，我們現在用“巨變”“跨越式”這樣的詞匯來評價西藏的發展歷程，已經不夠了。我比較喜歡用物理學上的一個概念——躍遷來形容西藏的變化，因為無論是“巨變”也好、“跨越式”也好，都是“線性的發展”；而“躍遷”，卻是指代“不同軌道、不同性質的發展”。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人類社會性質要經歷從農奴制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演變，而西藏通過民主改革，從農奴制一下子跨入到社會主義制度，這就不是“線性的發展”，而是“躍遷式的發展”。

　　問：作為國家政策研究方面的專家，您如何解讀西藏的發展邏輯？

　　答：我想從兩個概念切入：一是戰略經濟，二是經濟戰略。從頂層設計層面講，國家對西藏的布局都是從戰略意義上來考量的，就拿生態來說，20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我的老家浙江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我這次到林芝來，感受頗深，“兩山”理念放到西藏來實施，尤為必要。西藏大部分地區海拔高，生態非常脆弱，中國有名的大江大河都發源于青藏高原，如果不保護好，不僅影響國家整體的可持續發展，還會對周邊國家甚至整個世界帶來影響，戰略地位非常重要。

　　下一步，西藏要圍繞中央政府的戰略經濟來定位自己的經濟戰略，實現長治久安和高質量發展。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例，通過發展高鐵、公路、空港以及國家重大項目建設，來自各個領域的人、財、物都能很快吸引過來，從而繼續保持快速發展。同時，要擴大開放，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也提出，要積極擴大自主開放，西藏是個關聯點，既是邊境地區，也是開放的第一線，對內跟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省市關聯很強，像林芝，跟廣東的關聯就很強；對外同周邊國家也要主動開放，不僅要開放，還要幫助周邊國家開放，實現互聯互通、互利共贏，這跟西方的發展邏輯是完全不一樣的。

　　問：也想請您就西藏發展的內在邏輯談談看法。

　　答：是的，從更深層次來講，西藏的發展背后還存在一個內在的文明邏輯。中國是世俗化國家，從來都是多元一體、包容并蓄，比如佛教產生于印度，傳到中國，就有了佛教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起源于歐洲，后來也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央政府管轄西藏，淵源有自，不同時代有不同方式，現在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也是中央與地方關系的一大特色。而西方一直沒有解決多元化問題，倡導分而治之，目前來看，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的努力已經失敗了。另外我想說，以往我們對西藏的敘述，太受西方的影響了，西方說什么，我們就要回應什么。我們應該深入挖掘西藏的人文資源，把西藏的定義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創新語言表達思路，講好西藏故事，構建西藏敘事的中國話語權。

　　問：您剛剛提到了主動開放。西藏作為中國邊疆開放的前沿，周邊國際環境有哪些新變化以及如何應對？您認為西藏應如何更好地主動融入世界、并在國際交往中發揮積極作用？

　　答：過去中國對周邊環境的應對是被動式的，現在中國在快速崛起，我們有條件主動營造周邊環境了。目前來看，周邊環境復雜，但總體可控，我們有信心。我覺得，西藏還是要保持穩定，通過自主開放，有節奏、漸進式、以點帶面地開展對外交往，慢慢地延伸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構建區域命運共同體。

　　西藏要更好地融入世界，我個人覺得有兩點可以談：一個是硬基建、一個是軟基建。從硬基建方面看，公路、橋梁等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仍在推進，且速度很快，但還有待加強，比如有些偏遠地區的信號，斷斷續續的。軟基建主要是人文層面更為重要，西藏等邊疆地區作為開放的前沿，思想一定要解放，我們越開放，國際上說壞話的機會越少、說假話的機會也越少。我在海外30多年，看到一些人已經不會說本民族語言了，而西藏的語言、宗教、風俗習慣是受到保護的。但是西方有少部分人故意歪曲事實，妖魔化中國西藏，這不是講故事的好方式，所以我提出“三個回歸”，即回歸基本事實、回歸科學、回歸理性，讓他們都來看一看，眼見為實。

　　問：“一帶一路”倡議是近些年來的熱門話題。西藏是面向南亞開放的重要通道，近年來也在積極融入區域發展格局，如何與周邊國家展開深度合作？

　　答：“一帶一路”是個過程，要有基礎，我們老話說，要致富、先修路，所以首先是發展基礎設施，比如公路、鐵路、空港、邊貿口岸等，實現“硬聯通”；接著，就到了民生經濟，互相開放邊貿口岸，互相借用對方的比較優勢，在貿易、金融上互聯互通；最后就是人心相通，從人文上彼此融合。

　　近些年，在中國外交部支持下主辦的“環喜馬拉雅”國際合作論壇已經看到成效，比如中尼之間越來越密切地互聯互通。我個人覺得，要堅持包容式的多邊主義，把政策參與的原則運用起來，就區域間共同面臨的問題，大家“有事好商量”；西藏還有著融合中外的文化優勢，要把西藏的人文資源組織起來，讓喜馬拉雅山脈成為周邊國家和地區溝通的橋梁紐帶。

　　問：近年來您對大灣區的觀察、研究較多，您覺得大灣區有哪些好經驗好做法能夠借鑒和吸收到西藏來？

　　答：廣東是中國南方沿海地區，西藏是祖國西南邊境地區，我有個觀點，海疆和陸疆要關聯起來，實現雙向流動。我們現在有政治上的雙向互動，比如干部掛職和對調等。但是在經濟上，特別是在產業上、技術上的交流互鑒同樣重要，比如，西藏的生態環境極其脆弱，很多產業特別是傳統產業不容易發展，但是像人工智能、數字經濟，深圳等大城市是走在全國前列的，西藏發展這些產業又有著得天獨厚的環境優勢，通過產業的雙向流動，人工智能、數字經濟就能在這里落地生根、開花結果。雙向流動還有一個結果，就是人才不斷涌現。

　　問：最后一個問題，此屆中國西藏發展論壇還設置了幾個分論壇，其中包括“時代青年的高原奮斗與擔當”，您剛剛也談到人才的重要性，那么您想對奮斗在各個領域的西藏青年說些什么？

　　答：我是浙江的“山民”出身。就個人成長而言，我覺得青年一定要自立自強、努力奮斗。有人說中國是儒法國家，也能借用到“人的發展”上來。年輕人首先要學習法家，通過個人打拼來提升自己，成為有能力、有價值的人；然后效仿儒家“兼濟天下”，為國家和社會服務、為公共利益服務，實現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