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中石先生 本文作者供圖

　　歐陽中石先生輕輕地走了。在他生前，雖也有“少無大志，見異思遷，不務正業，無家可歸”的戲謔自評，但他最鐘情的工作還是教書。每逢有人真誠地稱他“大師”，他說：“我不是‘大師’，我比‘大師’可大多了，我是‘老師’。”先生自中學畢業之后即開始了他七十年的教育生涯。可以說，教育既是他的職業，也是他的事業，更是他的堅守和情懷。尤其步入晚年后，他專力從事書法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筆者自2009年進入首都師范大學博士后流動站，跟隨歐陽先生從事漢字和書法的研究，之后又留校任教。在與先生朝夕相處和隨時請教的日子，我真實地感受到他對于書法教育體系深入的思考和全方位的構建。

　　他構建了完整的書法教育人才培養體系

　　人類文化的任何成果都必須通過承傳才能推動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而承傳需要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不懈地探索。上個世紀30年代和60年代，沈尹默、陸維釗等先生都曾為高校開設書法專業作出過努力。

　　歐陽先生于1981年調入首都師范大學（當時名為北京師范學院），1985年在全國率先開辦書法成人大專班，以后又發展到本科、碩士。1993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設立我國第一個以書法為研究方向的博士點。1998年，經國家人事部批準，又設立我國第一個以書法為研究方向的博士后流動站。經過三十余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歐陽先生首次在我國高校構建了從專科、本科直至碩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高等書法教育人才培養體系，涵蓋了全日制、同等學歷、訪問學者、第二學歷輔修、研究生主要課程進修班、成人繼續教育、書法自考等各種教育模式。

　　1994年，經首都師范大學批準，創建中國書法藝術研究所。2005年，擴建為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同時成立中國大學中第一個“書法文化博物館”。以歐陽先生為旗幟和帶頭人的首都師大書法學科持續發展壯大，成為教育部第一個書法類藝術師資人才培養培訓基地、中國書法學科中唯一國家重點培育學科、第一個省部級重點學科等。

　　先生連續擔任五屆全國政協委員。20多年來，他作為個人或聯名提交了有關教育、文化、書法等方面的提案97件，對于推動書法文化在當代的繁榮與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從事高等書法教育之余，他時刻關注并親力親為地推動中小學書法教育。2013年，85歲的歐陽先生作為首席專家為教育部主持制定了《中小學書法教育指導綱要》。這些顯著成績，極大促進了當代書法事業的發展，必將成為中國書法史上光輝的一頁。

　　他提出了系統的書法教育理念

　　1985年，歐陽先生在首都師范大學創辦書法學科時概括出“書面文心”的理念，用以強調書法藝術與文辭內容之間的關系。在長期的教學、研究過程中，他提出了“書法文化”的概念，后來，他將之發展為“作字行文，文以載道，以書煥采，切時如需”，認為“作字”是為了“行文”，“行文”則基于“載道”，至于“書”，主要起到“煥采”的作用，當然，所有這一切都需要“切時如需”。較之“書面文心”的說法，歐陽先生在“文”之上增添了“道”，又強調了“切時如需”。這十六字構建出當代書法事業與我國偉大文藝傳統以及時代使命之間的關聯，不僅表現出我國傳統文人的家國情懷和時代擔當，也描繪出歷代偉大書法家們共同的品格。

　　及至晚年，歐陽先生對于書學的研究重點轉移到從寫字到識字領域的研究上，希望可以從漢字認知研究入手，跳出文字學和書法研究的慣性思維，探討書法與漢字、藝術與文化之間的關系。他補充說，人類生活在天地之間，最主要、最直接的思想交流是通過語言來完成的。但是，語言以聲音為媒介，往往受到時、空的限制。文字通過對語言的記錄有效彌補了語言的這一缺憾，從而為人類文明的承傳和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歐陽先生的這些理念不但切中了書法的內核，更推進了今天的文化自信建設。漢字通過對漢語言的記錄，為中華文化的承傳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千百年來，漢字的這一社會功能主要是通過書寫來實現的。在這期間，人們又將生活的體驗、審美的訴求和文化的提升融入其中，逐漸衍生出中國獨有的書法藝術形式。可以看到，從“闡典墳之大猷、成國家之盛業”的歷史使命，到“能者加之以玄妙”的“翰墨之道”，書法本身由于具有多個層面、多個側面的屬性，便成為窺視中華文化的窗口，也成為中華文化的集中體現。

　　基于以上這些思考，他在主持制定《中小學書法教育指導綱要》時，開篇即提出，“漢字和以漢字為載體的中國書法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那么，在中小學開展書法教育，“對培養學生的書寫能力、審美能力和文化品質具有重要作用”。

　　歐陽先生一直主張將書法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構建書法文化學科。在長期的教育教學實踐中，他提出了以“書法文化”為龍頭，“書法史論”為兩翼，以漢字、碑帖、文獻、鑒藏、材料研究等為外圍的“書學”概念，長期致力于“以期成一充實廣闊而淵深之學科”。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歐陽先生參與了中國書畫函授大學的創辦，承擔了主要領導工作。他主編了中國書畫函授大學書法教材，大致勾勒出高等書法教育中的教學內容體系。

　　在首都師范大學創辦書法專業后，他主編或撰寫《書法與中國文化》《中國書法史鑒》《書法教程》《中國的書法》《章草便檢》《學書津梁叢書》《大學本科書法專業系列教材》《書法專業系列教材》《（新編）書法教程》等數十部教材，在有關學科領域都有很重要的影響。

　　至于中小學，在他主持的《綱要》中談道：“書法教育以語文課程中識字和寫字教學為基本內容，以提高漢字書寫能力為基本目標，以書寫實踐為基本途徑，適度融入書法審美和書法文化教育。”他還主持編寫書法教材，舉行各種師資培養講座，身體力行地推動書法教育在全國范圍內的中小學校開展。

　　他對書法的學習與創作作出了新探索

　　關于“學”與“練”，歐陽先生認為：“練固然不可少，但是掌握正確的方法更為重要。‘學’則是把人家已經公認為成功的東西拿到自己手中來，這是多么‘合算’的事！為此，首先要能辨認‘好’與‘不好’。在學的過程中要遵守公允的社會歷史共識。‘取法乎上’，是‘便宜’的路程。認定目標之后，就要一點不差、惟妙惟肖地把對象學到自己手上來。這樣，第一‘練’好了你的眼睛，第二‘練’好了你的手，看得既準，就能寫得出，你的書寫能力就了不起了。”所以“學”必須注重“實效”。他認為，書法實踐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想達到一般的水平并不難。

　　歐陽先生曾在大專班上對學生講：“臨帖無‘我’，創作靡‘人’。”意思是說，在通過臨帖學習古人時，不要考慮“我”作為個人的存在，但在創作作品時，因為所學已經化為自身的素養，便不要再拘泥于古人的條條框框。這句話強調了在臨帖和創作過程中“我”和“人”的關系，辯證而又合理，但至晚年，他又進一步修正說：“其實自己寫字時也是沒有‘我’的。”為了加以強調，他甚至不肯使用“創作”這個術語。

　　在當代，由于各種思潮的影響，人們對書法審美的要求產生了認識的差異，因而提出“標準多元化”的概念，又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技術操作的要求。歐陽先生抓住傳統書法論著中對“勢”的論述，充分發揮他對戲曲藝術研究之所得，有意識地思考書法創作的體勢安排和總體布局。每逢創作之前，他總是預想“為書之體，須入其形”，使之“縱橫有可象”，然后作書，往往一次成功、一氣呵成，鮮見失敗之作。他經常說，寫字是沒有穿上行頭的戲劇。為了讓學生聽得明白，他談到京劇中的“子午相”，要求演員在亮相的時候，面部、眼神、胸部、雙臂、腿腳的擺放應處于合適的位置，趨于合適的方向，而又能互相映襯，從而達到整個身體的動態平衡。直至晚年，他去青島出差時還亮了一個身段，右足獨立，左足高抬，左臂似向后，右臂前揚，果真是修短適宜、收放有度、開合有矩！

　　歐陽先生依依不舍地離開了長期為之奮斗的講壇。記得2007年，他獲得全國模范教師的榮譽稱號時曾說：“模范教師這是我們這個集體的榮譽，它應當屬于我們這個集體！”如今，在全國范圍內，已經將近兩百所高校開設書法專業，中小學書法教育也漸次有序地展開。我們在懷念先生的同時，將他和前輩們開創的事業繼續開拓和發展。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