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日本必須再次正視自身的對外侵略歷史。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被問及臺灣問題時，觸及了此前日本政府一貫持謹慎態度的“存亡危機事態”。中方第一時間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要求日方撤回相關言論，但日方無意撤回，日中關系陷入了近年來的冰點。

　　高市首相此次言辭越界原因之一是她的政治考量。她不愿被指責“與就任前的言論相悖”或“立場軟弱”。但把一切都歸結為“高市色彩”，顯然沒有看到問題的全部。比如，高市首相發表相關言論后，日本社會一些人的反應值得深思：即便日中關系急速降溫，這些人對問題的嚴重程度仍無所察覺。這是為何？

　　根本癥結在于，戰后日本從未正視和反省自身必須承擔的戰爭責任。今年夏天，我為德國某雜志撰稿時提到：日本人未能對戰爭進行徹底反省的原因在于，戰后不久冷戰迅速拉開帷幕，日本尚未正視自身的戰爭加害行為便被納入西方陣營，從而在陣營對立中獲得“免罪符”。這張“免罪符”嚴重扭曲了日本社會的歷史觀和安全觀。

　　二戰期間，日本讓亞洲卷入巨大災難，同時也失去了超過300萬同胞，最終得到了什么？這才是日本該好好算清楚的賬。此次首相答辯，同樣是一筆看不清得失的糊涂賬。近年來，“安全保障”成為日本社會的高頻詞。“安全保障”本應防止戰爭悲劇重演，但在當前日本的相關討論中，焦點卻變成了設定敵人以及增強自身軍事實力。

　　作為自衛隊最高指揮官，高市首相本應保持冷靜與慎重，防止日本卷入沖突，但現實卻是，高市首相的言行讓日本增加了卷入臺海問題的風險。中國方面認為，這是日本首次在臺灣問題上表達試圖武力介入的野心，首次對中國發出武力威脅。日本社會有這樣的自我意識嗎？是否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戰后日本以奉行“和平憲法”、承諾為和平事業作出貢獻的方式重返國際社會。日本憲法第九條亦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這是日本戰后回歸國際社會的前提，也是日本戰后奉行和平主義路線的法律基石，近年來卻被日本政府未作任何充分說明便持續架空。原本為踐行“和平憲法”而設定的防衛費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1%的限制被突破，如今甚至出現了“2%也不夠用”的論調；在網絡戰領域，專守防衛原則也已逐漸變為可實施先發制人攻擊；“武器出口三原則”已改變名稱和內容，如今日本又企圖修改“無核三原則”。這些舉動持續刺激著亞洲戰爭受害國尤其是中國的敏感神經，而日本人卻并未意識到。

　　在強調外部危機、推動擴充防衛力量時，日本媒體常常用“將中國列為考量對象”的表述。今年夏天參議院選舉期間，對外強硬論調頻繁出現。高市首相此次答辯表態，與這一社會氛圍不無關系。對外強硬的狂熱背后，究竟潛藏著怎樣的動機？日本理應重新冷靜地審視戰爭帶來的慘重代價，不應把高市首相引發的對立當作投機資本，而應借此契機正視歷史，認真思考自身在地區安全中所肩負的責任。

　　(富坂聰，作者為日本拓殖大學海外事情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