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近日在自民黨大會上公然宣稱，希望明年召開黨大會時，能夠在提出修憲動議方面取得一定進展，并強調“修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這一罕見公開表態，標志著日本右翼在修憲議題上，正從長期以來的“暗度陳倉”轉向明目張膽的“正面強攻”。這一危險動向，嚴重背離日本戰后和平路線，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的公然挑釁。

　　日本現行憲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因而也被稱為和平憲法。近80年來，正是第九條規定構筑起制度性防線，使軍國主義幽靈難以借尸還魂。然而，戰后日本右翼勢力一直在以極具隱蔽性和欺騙性的“切香腸”戰術蠶食、架空和平憲法，特別是不斷削弱第九條的規范約束，企圖推動戰后和平體制發生實質性改變。

　　2024年5月3日，在日本東京有明防災公園，人們舉著標語與憲法大集會的標識合影。當日，3萬余名日本民眾聚集在東京有明防災公園的廣場上，高喊“守護憲法、守護和平”的口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護憲集會。新華社記者 張笑宇 攝

　　自民黨1955年成立后，將謀求修改憲法寫入黨綱。但由于憲法修改在日本國內須經嚴格程序，且面臨社會“護憲派”反對，正面修憲數度受挫。2005年，自民黨通過新憲法草案，企圖將“自衛隊”升格為“自衛軍”；2012年，自民黨公布修憲草案，提出設立以首相為最高指揮官的“國防軍”。這兩份草案均面臨巨大阻力，未能繼續推進。

　　此后，日本右翼轉而采取更隱蔽的路徑，即在不觸碰憲法條文的前提下，以“解釋”之名行“架空”之實，使第九條徒具其文，實質失效。2015年，安倍晉三政府強行推動國會通過新安保法，解禁集體自衛權，為海外用兵大開方便之門。此后多次提出將自衛隊寫入憲法第九條的“修憲”意圖。2022年，岸田文雄政府出臺新版“安保三文件”，提出擁有所謂“反擊能力”，實為部署具有明顯進攻屬性的遠程打擊武器背書。

　　高市上臺后，再軍事化步伐明顯提速。日本自衛隊加速進攻化改組，史無前例地部署具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遠程導彈，企圖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甚至圖謀修改“無核三原則”……一連串動作所指向的，是對憲法第九條核心精神的系統性蠶食。此番高市公開強推“國會修憲”，更標志著日本右翼勢力沖擊憲法第九條核心原則的政治圖謀，從幕后走向前臺，從迂回試探走向正面突破。

4月16日，在位于日本東京的首相官邸前，抗議者手持標語參加集會。

　　針對高市早苗政府計劃近期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日本民眾16日晚在東京的首相官邸前舉行抗議集會，反對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新華社記者 賈浩成 攝

　　然而，無論右翼勢力手法如何翻新，和平憲法核心內容有著堅如磐石的國際法理依據，不可動搖。具有絕對國際法效力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奠定了戰后對日安排的基石。1945年《波茨坦公告》明確要求，必須“永久鏟除”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權威及勢力，并在日本成立一個“保障和平及負責之政府”。1945年9月2日，日本簽署投降書，承諾忠誠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項規定，以法律文書的形式確認了上述國際義務的約束力。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關于制憲過程的資料亦明確指出，戰后憲法的形成與《波茨坦公告》所要求的民主化、非軍國主義化進程密切相關。

　　正是在上述一系列國際法文件的強制約束下，才有了1947年施行的日本和平憲法。換言之，第九條的出現是《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等國際法文件所確立的戰后義務在日本國內憲法中的直接落實，是戰敗國日本向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履行的強制性國際法義務的“國內憲法化”。因此，任何對第九條核心內容的實質性侵蝕或變相廢除，其法律性質都遠不止是修改一部國內法，而是對具有國際法律約束力的戰后安排的公然違背。

　　日本軍國主義給亞洲乃至整個世界帶來了深重災難。戰后國際社會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所構建的對日約束體系，是以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不可撼動的歷史裁決，不是哪一屆日本政府可以單方面宣告作廢的“過時文件”。高市政府必須認清：無論以何種方式、何種名義蠶食憲法第九條的核心內容，都是對上述國際法律義務的違背，都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的破壞。

　　歷史教訓不容遺忘，國際法約束不容逃脫。軍國主義只會將日本再度推向歷史罪孽與國際孤立的不歸路。日本政府必須立即停止以各種變通手段架空和平憲法的一切行動，停止在修憲問題上的危險冒進，切實履行對國際社會承擔的法律義務，直面并深刻反省侵略戰爭歷史。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將以最嚴肅的態度，持續審視并堅決抵制任何企圖顛覆戰后國際秩序的圖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