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自己的認同被更多人認同，讓更多人一起肩并肩背靠背，攜手做力所能及有意義的事兒。”

　　前不久，獲得第28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的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志愿者協會副秘書長孫嘉懌，在社交媒體上寫下了這段話。她的另一重身份，是“我為烈士來尋親”志愿服務項目發起人。

　　7年，400多人，1464位烈士，40000余條信息……數字背后，是一段段落葉歸根的旅程，更是一個個家庭幾十年的期盼。

　　是什么讓她下定決心幫烈士尋親？她又是如何堅持下來的？今天，五四青年節，一起聽孫嘉懌講述這條烈士尋親路……

　　一段5分鐘的視頻

　　帶她走上烈士尋親路

　　孫嘉懌今年39歲，出生在浙江寧波一個軍人家庭，從小就對軍人有著深厚的感情。21歲那年，她參加志愿活動，領到了為老兵洗手的任務，這也是她第一次接觸到參加過戰爭的老兵。

　　“洗手的時候我發現他們的指節上有很多握槍留下的老繭，忽然就被觸動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覺得戰爭與我有關。”

　　在那之后，孫嘉懌開始利用休息時間到全國各地看望老兵、瞻仰烈士陵園，她將照片和感受分享在社交媒體上，收獲了一批粉絲。

　　那時，孫嘉懌只是樸素地希望，烈士的故事能被更多人知道，人們路過烈士陵園時，也能去送上一束花。

　　直到2017年春節前，一位名叫黃軍平的陜西漢子聯系到孫嘉懌，用一段5分鐘的視頻深深觸動了她。

　　黃軍平的伯父黃建國1953年犧牲在朝鮮戰場，由于犧牲位置接近三八線，戰爭結束后，幾乎沒有人可以接近那里。

　　2016年8月，黃軍平帶著一絲希望去了朝鮮，拜訪了幾個中方剛剛修繕完成的烈士陵園，卻沒能找到黃建國的信息。

　　難過之余，黃軍平突然想到，或許還有很多烈士的家人正在像自己一樣苦苦尋找。帶著遺憾，黃軍平一點點拍下了陵園內刻滿烈士名字的英名墻。

　　5分鐘的視頻里，黃軍平仔細地記錄了近1萬個名字。他想著，這些名字里或許就藏著希望。

　　回國后，黃軍平思來想去，覺得經常拜訪烈士陵園的孫嘉懌或許對尋親這件事有頭緒，于是希望她能幫忙整理資料、尋找烈士親屬。

　　起初，孫嘉懌有些猶豫，但黃軍平說著說著就哭了。“那天寧波下著大雨，外面特別冷，下班后我跟他打著電話走路回家，他在電話那頭哭，我在電話這頭哭。最后我想來想去，先干了再說！”

　　一塊隨身攜帶的硬盤

　　是無數人尋親的希望

　　下定決心后，孫嘉懌從社交媒體上找到了20多名愿意加入的網友，成立了最初的“資料組”。

　　隨著加入的人越來越多，如今，“我為烈士來尋親”團隊已有400多人。

　　修船工人、酒廠搬運女工、給手機貼膜的地攤小販……來自各行各業的團隊成員分工明確：有人收集整理資料，有人為烈士畫像，有人修復烈士家書、遺物，還有在各地陵園內尋找烈士的聯絡員，以及陪同烈士家屬祭掃的志愿者。

　　“真的是一群很可愛的老百姓，聚在一起做了一件很可愛的事。”

△部分志愿者合影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為烈士來尋親”逐步建立了烈士信息數據庫，保存在孫嘉懌隨身攜帶的硬盤內。內容不僅包括烈士姓名、出生年月、家庭住址，還有部隊番號、犧牲時間、犧牲地點及參加革命時間等詳細資料。

　　“只要數據庫里有，家屬能給出完整信息，最快兩分鐘就能找到安葬地點。”

　　一條難掩激動的朋友圈

　　是概率不足20%的幸運時刻

　　手握龐大的數據庫，尋親看似變得“簡單”。那么，能夠為了尋親成功而歡呼雀躍的概率究竟幾何？幫助烈士尋親的過程又是怎樣的？

　　以為陳水堂烈士尋親的經歷為例，孫嘉懌帶我們進行了“復盤”。

　　陳水堂烈士家屬求助時提供的資料顯示，陳水堂生前為華野1縱3師8團班長，1948年1月在湖南許昌犧牲。

　　根據已有信息，孫嘉懌分析：首先，陳水堂的犧牲地信息有誤，應該為河南許昌；其次，根據烈士生前的番號以及犧牲日期，判斷犧牲地點，“如果1948年1月他所在的部隊在許昌，那烈士的疑似安葬地一定在那附近。”

　　隨后，孫嘉懌聯系了許昌當地的志愿者，在烈士陵園內，他們找到了陳水堂烈士的名字。從接到求助到完成，前后不到24小時。然而，在孫嘉懌經歷的案例中，這樣的其實是極少數。

　　一般情況是，家屬提供烈士姓名，志愿者尋找安葬地的成功率只有20%左右：戰爭年代，為了保護家人，很多人會在進入部隊后更改自己的名字。還有一些人在殘酷的戰爭中根本無法留下名字，成了無名烈士。

　　“因此，哪怕家人能提供姓名，也不容易找到。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建立了數據庫，也經常得靠‘土辦法’找人。”

　　褚萃文烈士就是志愿者們用“土辦法”找到的，浙江、安徽、山東、江蘇、河南5個省的志愿者用了整整3年時間，終于找到了他。

　　“烈士家屬提供了3張烈士證，姓名、犧牲地點、犧牲時間全都不一樣。”孫嘉懌回憶，因為信息復雜，志愿者們一直收集不到褚萃文烈士埋骨地的線索。正當她覺得希望渺茫時，突然有人提供了一條信息——中華英烈網名錄中的諸華文，很可能就是大家一直在找的褚萃文。

　　基本信息中，諸華文的出生年份、戶籍、生前情況和犧牲情況都與褚萃文吻合；姓名方面，“諸”與“褚”偏旁相似，而華的繁體寫法（華）與萃也有些相似，可能是登記時出現了錯誤。

　　盡管還不能確定，但家屬們還是帶著最后一絲希望趕到了河南商丘睢縣睢杞戰役烈士陵園。那時，褚萃文烈士唯一的女兒已經身患重病，找到父親是她最后的愿望。

　　對于諸華文和褚萃文是否為同一人，烈士陵園的工作人員起初有些懷疑。直到家屬說出褚萃文犧牲在一片高粱地里，工作人員當即確認無誤，因為這批遺骨正是從高粱地轉移到烈士陵園內的。

△褚萃文烈士家屬在墓前祭掃

　　一只和平鴿

　　藏著她最美好的祝愿

　　“我為烈士來尋親”項目自2017年組建至今，孫嘉懌每天都會收到幾條烈士家屬發來的求助信息。在清明節前后，求助數量會增至每天幾十條。

　　如今，孫嘉懌和團隊的志愿者們為1464名烈士找到了親屬，他們的足跡遍布7個國家，收集整理烈士安葬地信息4萬余條，累計發布烈士尋親信息3萬余條，拍攝收集烈士陵園紀念設施724座，完成烈士遺像修復42幅。

△孫嘉懌團隊修復的莊元東烈士肖像，點擊圖片看背后故事。

　　工作之余，孫嘉懌的生活幾乎被尋親填滿，“這幾年我長了好多白頭發。”

　　這么辛苦，為什么還要堅持？孫嘉懌說，每一個烈士的名字背后，都有一段壯烈的故事，“那些越不被人熟知的烈士，我們越要為他們做一些事。”

　　孫嘉懌希望，圍繞著自己的光環盡快散去，讓她得以沉下心做事，“我想再推動幾個用烈士名字命名的少先隊中隊，再多去看看烈士家屬。過好每一天，把每一天的事處理好，然后在能力范圍內幫助更多人。”

　　分別前，孫嘉懌送給我們一枚“我為烈士來尋親”團隊的徽章，上面的圖案是一只和平鴿，由她親手設計。

　　“我希望烈士們能像鳥兒一樣，找到回家的路。”

　　愿每一位烈士，都能早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