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一張照片定格臺胞蘇菁晚年的笑容——她佩戴著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60周年、70周年紀念章，在鏡頭前開懷大笑。彼時，阿爾茲海默癥已逐漸影響她的記憶，但她作為革命者的自豪依然鮮活。

　　近日，蘇菁之子、大連市公安局退休干部張正光在大連向記者講述母親蘇菁與姨媽蘇群從青年學生成長為抗日戰(zhàn)士的歷程。

　　臺胞蘇菁之子張正光舉起2015年母親佩戴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60周年、70周年紀念章拍下的照片。黃欣欣 攝

　　《婦吼》的吶喊

　　蘇菁，1921年生于天津。其父舒柏年(原名：蘇維石)是臺灣新竹人，在日本學醫(yī)畢業(yè)后來天津開辦醫(yī)院，常為貧苦民眾免費治病。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日本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在天津南開中學就讀的蘇菁和妹妹蘇群積極參與罷課、上街演出、發(fā)放傳單等抗日活動。隨著戰(zhàn)火蔓延，天津淪陷，姊妹倆被迫轉(zhuǎn)入當時的教會學校圣功女中。

　　該校向?qū)W生灌輸“婦女應返回家庭、廚房、教堂”的觀念，引發(fā)學生強烈憤慨。“母親和同學直接和教師辯論，還組織地下讀書會。”張正光回憶。

　　讀書會由進步女青年發(fā)起，她們傳閱《大眾哲學》《鐵流》《世界知識》等讀物。為表達抗日救亡的心聲，她們還自編自印刊物《婦吼》，以筆為矛疾呼抗日。

　　張正光提到，母親生前說，有兩本書徹底改變了她的一生：一本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所著的《西行漫記》，另一本是介紹延安抗大的書籍。“她們從那里看到了一條實實在在的道路：延安才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兩次出走 終抵烽火前線

　　“那個時代的青年學生有抗日思想很自然，但真正邁開腿走向革命一線，非常不容易。”張正光感嘆，“那是要賭上性命的。”

　　1939年，姊妹倆首次嘗試離家奔赴抗日根據(jù)地，不料被親戚發(fā)現(xiàn)，被母親帶回天津。首次出走失敗并未動搖蘇菁姊妹的決心。1939年12月，蘇菁經(jīng)同學介紹正式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40年2月，兩人以“接受更好教育”為由轉(zhuǎn)入北平輔仁大學附中，實則借此為第二次出走鋪路。

　　1940年7月，她們以“學校排戲”為借口將母親安頓別處，次日凌晨在米缸中留下字條，表達出走的決心已定，讓家人不必擔心、也不必再找。

　　“母親那年19歲，姨媽17歲，”張正光介紹，姊妹倆扮成出游學生，徒步穿越日偽封鎖區(qū)，數(shù)天后抵達平西抗日根據(jù)地，“第一次見到八路軍游擊隊，那種熱烈的氣氛、昂揚的斗志，令她們終生難忘。”

　　在根據(jù)地，蘇菁被分配至黨校學習，其后在地區(qū)公安局工作，蘇群則成為《挺進報》譯電員。

　　張正光說，姨媽蘇群后來回到天津從事地下工作，母親直到抗戰(zhàn)勝利才與父母重新取得聯(lián)系。在兩姊妹的影響下，姥爺舒柏年后來也走上革命道路。

　　“信仰和作風刻在骨子里”

　　新中國成立后，蘇菁與在根據(jù)地相識的丈夫曾在新疆、大連工作，晚年定居大連。蘇菁在老年大學學習，喜愛唱革命歌曲、練習書法。

　　在兒子張正光的記憶里，母親和那一代許多革命者一樣，將那段烽火歲月深藏心底。“在家里不太講這些事情，”他說，“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保密意識，也是一種低調(diào)。”這種精神特質(zhì)化為日常的艱苦樸素，母親的衣服襪子破了總是縫了再穿，并以此教育子女。

　　2005年、2015年，蘇菁先后獲頒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60周年、70周年紀念章。2018年，蘇菁在大連逝世。

　　“她們那代人就是這樣，”張正光說，“做了什么都不張揚，但信仰和作風，都刻在骨子里，也深深影響著我們這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