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開庭,東條英機等28名日本甲級戰犯受到正義的審判。這場歷時近兩年零七個月的國際大審判,將戰爭元兇釘在人類文明的恥辱柱上。
鮮為人知的是,1946年初春,也就在這場審判拉開帷幕之前數月,一位51歲的美國副檢察官薩頓,肩負調查日軍在華戰爭罪行,特別是搜集南京大屠殺證據的職責,奉命來到中國。此后近三年時間,他將每日調查見聞、證人證詞、庭審目擊等細節,一一寫進日記。
2026年,恰逢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薩頓日記原件被“90后”搜證者、收藏家鄒德懷拍得并帶回國內,公之于眾。紙頁泛黃、字跡如刻,那些被時間封存的細節,以無可辯駁的史實力量駁斥著歪曲與遺忘,時刻警示世人銘記戰爭罪責、守護歷史真相。
跨國競拍遭詐騙,多方接力終帶回
2025年11月10日晚,鄒德懷習慣性檢索美國一家專營軍事文物的專業拍賣網站。他曾在此拍得過飛虎隊成員遺物,對這類“冷門”拍品有著敏銳的專業嗅覺。
頁面里的13件預拍品,全部指向同一個陌生的名字——大衛·納爾遜·薩頓。
在此之前,鄒德懷對這個名字一無所知。中文互聯網幾乎沒有相關記載,翻閱外文資料后他才厘清:薩頓曾是東京審判期間的美方副檢察官。
在確認了薩頓的身份、研究拍品預覽圖確定是原始檔案后,他決定以3萬美元預算競拍其中9件拍品。
11月14日凌晨三點半,競拍開始。競價非常激烈并持續到五點半,9件拍品最終以6萬多美元拍得,大大超出預算。
“興奮,怎么也睡不著。”鄒德懷回憶,在親友捐贈與借款幫助下,總算湊齊全款。但意外接踵而至,拍賣行系統遭遇黑客入侵,僅有一筆款項成功入賬,另有約4.9萬美元被詐騙團伙非法截取。事后,鄒德懷與拍賣行反復溝通協商,最終達成處置協議:拍賣行承擔損失的40%,剩余3萬美元的資金缺口,需由鄒德懷自行承擔。
正當他焦頭爛額之際,熱心公益的張菡得知此事并主動出手相助,全額承擔下這3萬美元補款。鄒德懷說,特別感謝張菡的義舉,使薩頓遺物回到歷史的坐標,為世界留存記憶,為后世守護真相。
專家確認系重大發現
2026年1月29日,歷經重重波折、多方接力轉運,鄒德懷終于收到由專人從美國帶回的拍品。檔案抵達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周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專家楊夏鳴等人第一時間趕赴鄒德懷處查看。
“星期六3月9日——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國戰區其他地點,開展戰犯調查與證據收集工作。”
“星期二4月2日——上午11時20分抵達南京。”
“星期五5月3日——東京審判首次開庭。被告席上的人顯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敗者。”
……
在仔細翻閱6本日記后,專家一致認為:日記均為薩頓親筆書寫,記錄了1946年至1948年他執行東京審判任務期間的諸多細節,此前中文世界未見任何記載,是南京大屠殺檔案史檔案的重大發現。
“薩頓是最早到南京等地調查的國際檢察局成員之一,在南京大屠殺案審理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周峰說。
楊夏鳴早在20年前就開始關注、研究薩頓,并多年來竭力搜尋其相關資料,對他而言薩頓日記現世有驚喜,更有感慨。“薩頓是一個很細致的人,之前留下了8萬多頁東京審判相關檔案資料,卻獨缺最能體現其個人視角與心路歷程的一手記錄。”他認為,薩頓日記“未經刻意的修飾與雕琢,直白還原歷史現場、記錄內心所思,以第一視角完整記錄了證據獲取、證人甄選、控罪整理等關鍵過程。”
一手搭建核心證據鏈的檢察官
八十年時移世易,今天的人們要理解這批史料的分量,還須回到書寫者當年的身份——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副檢察官。
1946年至1948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首要甲級戰犯進行國際大審判,史稱“東京審判”,共開庭800多次、出庭證人達400多名、書面證人700多名、受理證據4300多件、判決書長達1200多頁,最終判決25名被告有罪,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7人被處以絞刑。
這場國際大審判之所以能辦成經受住歷史檢驗的鐵案,負責起訴工作的國際檢察局功不可沒。薩頓正是起訴鏈條中關鍵一環。1946年,他曾兩次來華,專責調查日軍在華戰爭罪行,重點圍繞南京大屠殺展開系統取證。
1948年東京審判落幕之后,這位一手搭建核心證據鏈的檢察官淡出公眾視野。而今,六冊日記歷經波折被中國收藏家拍得,完整還原了薩頓搜集罪證、尋訪證人、參與法庭質證的全部工作軌跡,讓這位長期被遺忘的一線取證者,重回歷史的聚光燈下。
打撈東京審判湮沒史料
塵封八十載的日記重現天日,引發廣泛關注,其中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調查內容占據了核心篇幅。與此同時,薩頓撰寫的系列“來自中國的報告”,內容涵蓋了南京大屠殺暴行、日本對華經濟侵略以及日占區的鴉片和毒品貿易等關鍵史實。
經專家初步研究發現,這批一手史料從四個方面進一步揭露了侵華日軍的暴行——
其一,大規模屠殺罪行。薩頓在1946年4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探訪當地一座年久失修、曾在戰火中被炸毀的中國基督教教堂。隨后前往長江邊一處執行大規模屠殺的地點——據稱,日軍曾在此使用機槍處決6000名中國人。原址上的一座工廠建筑亦已被徹底焚毀……

薩頓日記中記載侵華日軍曾在長江邊使用機槍處決6000名中國人。鄒德懷供圖
他還收集到書面證據,如1946年3月編寫的《1937年日本人大屠殺南京之報告與統計》,里面詳細記載了被殺害與被強奸者的總人數、尸體發現地點、相關數字統計等關鍵內容。
其二,殘害平民的暴行。“來自中國的報告:對平民的暴行·南京大屠殺”一文中,收錄了27份中國證人的證詞復印件,證詞詳細陳述了目擊者親歷的大規模屠殺、強奸與酷刑等暴行。這些證詞大多由證人親自提供,是1946年3月至4月由薩頓與同僚一同前往中國展開實地調查所獲。美國牧師詹姆斯·H·麥卡倫的證詞與日記摘錄是報告的重要部分,“我們估計,僅在每個夜晚,就至少發生上千起強奸事件……白日里,他們闖入安全區的建筑物,挑選目標,入夜后,再返回擄走她們。”

薩頓撰寫的“來自中國的報告:對平民的暴行·南京大屠殺”。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蔣芳 攝
其三,對華實施細菌戰。薩頓日記記載,1946年3月至4月他與同僚在華調查取證期間,已觸及日軍細菌戰罪行線索:3月28日,在重慶與金寶善博士及陳文貴博士會面,會談主題明確記錄為“關于細菌戰”,這是中國方面向美方提交細菌戰證據的節點。4月16日,薩頓在東京起草關于中國的報告,列出的第一項就是細菌戰……后來,他持續與菲律賓檢察官、中國檢察官討論日軍對華細菌戰問題,顯示檢方并未放棄對這一罪行的追究。
其四,逼迫中國人種植鴉片。薩頓在日記中寫道,日軍不僅允許鴉片與毒品在占領區流通交易,更通過扶植的中國偽政權加以縱容和鼓勵,目的主要有二:將鴉片貿易作為偽政權的財政收入來源;削弱并摧毀中國人民的健康與抵抗意志。
在“來自中國的報告:日占區的鴉片和毒品貿易”一文中,還追蹤并勾勒出這條罪惡的鴉片供應鏈——自原產地蒙古發出,經由蒙古偽政權及其在日軍中的分銷網絡轉運,最終流入中國各大城市,由地方毒梟與小販販賣擴散。
專家認為,薩頓日記首次披露,加之“來自中國的報告”原件現世,可與現有的檔案史料相互印證。這些官方審判文書之外的私人記述,飽含薩頓對日軍侵華暴行的震撼與對戰爭的深刻反思,讓那段民族浩劫,以更直白、更確鑿的面貌被永久銘記。
許多塵封域外的審判史料重見天日,背后是長期不懈的尋訪與梳理考證。
對楊夏鳴而言,這不僅是他期待已久的史料突破,更是重新審視和深化研究的關鍵契機。
對鄒德懷來說,多年搜集抗戰歷史文物、追索流失罪證,早已超越個人志趣,成為一份沉甸甸的歷史使命。
“每一份文件、每一頁日記、每一幀影像,都是對抗遺忘的基石,是還原歷史全貌不可或缺的拼圖。而我只是‘臨時保管者’,它們終將要歸還于歷史、昭示真相。”鄒德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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