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十八軍的威名可謂如雷貫耳。在這支解放西藏的英雄部隊里，有許多浙江省常山籍軍人，汪則瑞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援藏期間，我因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在《西藏日報》社工作的常山人汪曉華。說是常山人，可他不會說常山話，這讓我頗感驚訝。汪曉華告訴我他父親是浙江常山芳村人，早年加入十八軍并參加解放西藏的戰斗，他自小在西藏長大，是典型的藏二代。汪曉華這樣一解釋，我對他不會說常山話也就感覺不奇怪了。但我的興趣卻由此轉移到了他的父親汪則瑞身上，進而急切地想挖掘出那些被歷史掩埋多年、載荷著常山元素、鮮為人知的“珍寶”來。

　　前些日子，我專程登門拜訪了這位老英雄。見到我，時年83歲高齡的汪老非常高興，拉著我說起了久違的常山腔。由于數十年一直在外，老伴又是四川人，子女們都不會說常山話，老人說家鄉話的機會很少，因此很多方言詞語說起來已經不夠順暢，中間常夾帶普通話。

　　汪老深情回憶了當年參軍離鄉的經歷。1949年5月4日，解放軍二野五兵團十六軍四十七師一三九團進駐常山縣城，宣告常山解放。當時年僅17歲、家住芳村鄉前溪村的汪則瑞，正在縣城讀初中。5月9日，二野十八軍五十二師接管常山工作，并發布招兵公告，汪則瑞就報名參加了十八軍，當時與汪則瑞一塊參軍的常山青年有一百多人。6月3日，十八軍五十二師奉命進軍大西南，汪則瑞隨軍轉戰江西、湖南、貴州、云南、四川。1950年4月，他又跟隨十八軍進軍西藏，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貢獻。

　　西藏和平解放后，十八軍就地轉為西藏軍區，汪則瑞轉業到西藏地方工作。1959年3月10日，汪則瑞響應號召重新扛起了槍，參加了西藏平叛斗爭。平叛勝利后，西藏進行了民主改革，百萬農奴翻身得解放。汪則瑞此后留在西藏工作30多年，直到離休。

　　說起參軍后的經歷，汪老說其實他從參加十八軍后到進藏前并沒有打過大的戰役，因為當時的國民黨軍隊殘部已是軍心渙散，幾乎一觸即潰，解放軍的攻勢就像秋風掃落葉一般，幾個月就打到了西南。

　　說起十八軍進軍西藏，汪老的心情格外激動。他用略帶顫抖的常山話說，新中國成立以后，和平解放西藏這副重擔落在了打過淮海戰役的二野十八軍身上。1950年3月4日，包括汪則瑞在內的十八軍全體熱血男兒，在四川樂山舉行了進軍西藏誓師大會：一定要把五星紅旗插上世界屋脊，把光明和幸福帶進西藏。經過艱苦行軍，十八軍進入西藏，實現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突如其來強烈的高原反應，成為這支部隊首當其沖的“攔路虎”，許多戰友因為高山反應引發肺水腫，永遠安息在了雪域高原上。汪老說，但我們英雄戰士沒有被困難所嚇倒，而是以戰天斗地、不怕犧牲的精神，奮勇挺進西藏。

　　我問汪老剛進藏時有沒有高原反應，汪老笑著說，他以前做夢也沒有夢見過這種地方，但既然當了解放軍，就要服從指揮。他當時什么也沒想，西藏多高不知道，西藏多苦不知道，西藏多冷不知道，西藏多遠不知道，他壓根兒就沒問過。可能是比較年輕吧，也許與十八軍一樣與“十八”有緣，那年他恰好只有十八歲，對高原反應并不那么明顯，除了剛到時有點頭暈外，也沒有感覺對身體有什么很大影響。仔細打量年逾八旬依然鶴發童顏的汪老，我的確看不出在西藏艱苦條件下數十年對他的身體有什么損害，可能是多年部隊生活鍛煉的扎實底子，汪老身體非常硬朗，眼不聾耳不花，腿腳也很靈便，行走迅速，甚至上下臺階也不用攙扶。

　　我跟他談起我們援藏干部剛上高原時，也曾多次發生過高原反應，有的甚至比較嚴重，需要住院治療。汪老感慨地說，雖然現在上西藏的同志工作生活條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西藏高寒缺氧的惡劣自然環境沒有變化，也無法改變。我們那時吃苦吃慣了，到哪里都差不多。現在全國各地生活這么富裕，特別是我們浙江是比較發達的地區，你們能來到西藏工作，比我們那時候還不容易啊！

　　在我想象中，高寒缺氧應該是十八軍進藏遇到的最大困難。但汪老卻搖搖頭說，高原反應雖然可怕，但最難的是部隊補給跟不上。為了爭取藏族群眾的民心，毛主席指示部隊：“進軍西藏，不吃地方”，鄧小平同志說“政治重于軍事，補給重于戰斗”。部隊要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環境下，進軍、戰斗、筑路、生產，在后勤保障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吃飯成為部隊最大的困難。汪老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沒吃的。部隊進軍時，每個人要攜帶大量裝備，能隨身攜帶的糧食十分有限，吃的是一種“代食粉”，類似“炒面”。沒水就和著地上的雪咽下去，糧食不夠野菜湊，凡是能吃的野菜，都成為填飽肚子的“寶貝”。到了拉薩以后，為解決供應難問題，軍區政委譚冠三帶領戰士們自力更生，在拉薩西郊的一片亂石崗開荒種地，解決了部隊的生存問題，在西藏站穩了腳跟，在藏族群眾中樹起了“菩薩兵”的形象，被藏族群眾親切地稱為“金珠瑪米”。

　　汪老說，當時進藏的整個部隊都有困難，特別是修建川藏線的官兵更不容易。在那人跡罕至的亙古荒原、高寒凍土地帶，在那尋常空手走路都頭暈目眩，稍一勞動就難以呼吸、頭痛欲裂的嚴重缺氧地區，十八軍發揚令高山低頭、河水讓路的英雄氣概，硬是用最原始的工具，用血肉之軀打通了二郎山、折多山、羅鍋山、海子山等十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征服了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怒江這樣的天險急流，硬是靠血肉之軀，修建了川藏公路，成為民族團結的聯心路、幸福路。可以說，川藏線是內地連接西藏的一條生命線，對西藏的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和國防建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據史料介紹：在昌都戰役中，人民解放軍僅傷亡114人；但在進藏公路修建過程中，傷亡卻達650余人。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劉伯承將進軍西藏的壯舉，稱為“我軍歷史上的第二次長征”。在川藏公路博物館內，劉伯承元帥的這句話依然醒目。

　　汪老語氣沉重地說，在進藏公路線上，每公里都長眠著一位筑路官兵，這個說法并不夸張。我問起當年與他一道參加十八軍的常山人的情況。汪老說，當年與他一起參加十八軍的一百多名常山籍青年，在后來轉戰大西南的征程中，有的人倒在了進藏的路上，有的回到常山老家生活。

　　汪則瑞老人深情地回憶起闊別多年的家鄉，不斷向我詢問家鄉情況。我向老人匯報了常山縣和芳村鎮的發展變化，他由衷為家鄉人民越來越好的幸福生活感到高興。

　　離開汪老家后，我想，像汪老這樣有著不平凡的經歷，但卻鮮為人知的革命老人一定還有很多，他們是歷史的實踐者，也是時代變革的見證人，每個人都堪稱是一部活著的傳記。十八軍戰士創造的光輝經歷，堪稱是一首壯麗的史詩，歷史一定會記住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