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為解決國際社會共同問題提出的中國方案。中華共同體既是政治共同體，也是民族共同體，更是文化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與實踐特征，可以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

　　中國共產黨不僅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也為世界謀大同。習近平總書記首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呼吁“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這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立足中華共同體傳統，針對國際社會的共同問題提出的中國方案。中華共同體既是政治共同體，也是民族共同體，更是文化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與實踐特征。這將為廣大發展中國家選擇合乎自身傳統的發展道路，為促進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鑒，為淬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價值貢獻中國智慧。

　　中華文明政治共同體的獨特政制之道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脫離特定社會政治條件和歷史文化傳統來抽象評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國政治制度模式。”中華文明政治共同體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深度融合的產物。

　　首先，中華文明政治共同體根植于中華悠久傳統。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從不斷流的文明形態，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沒有分崩離析，根子在于政治共同體。它通過建立集中的政制結構，確保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的完整；通過確立穩定的政治中心，保障了行政體系的執政效率和施政效果；通過強化民本思想，塑造“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政治倫理，形成了強大的協商共治傳統；通過完善科舉制度，選賢任能，促進階層流動，確保了政權體系的開放性和先進性；通過大一統政治共同體的制度實踐，塑造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政治底線。即便在歷史上中華民族最弱的時刻，大一統仍是中國人恪守的基本共識，亦是中國總能夠從分裂中走向統一的歷史邏輯。

　　其次，中華文明政治共同體重塑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馬克思深刻批判資本主義國家為“虛假共同體”，主張建構國家與社會和諧共生、個體與集體共同發展的“真正的共同體”。馬克思主義政治共同體強調國家與社會的全面協作，而不是國家與社會的分裂對抗；強調協商民主的有序推進，而不是沖擊秩序破壞穩定的激進民粹；強調國家治理的多方參與和社會矛盾的共存轉化，而不是以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名義出現的對抗和斗爭。由此，社會主義中國必須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政治倫理；必須強化人民民主，以人民為中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必須重視追求團結、講求實效的協商民主；必須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促進整個社會的大團結大聯合。

　　最后，中華文明政治共同體升華于中華民族復興征程。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飽受帝國主義侵略和中國政治分裂的苦難。辛亥革命之后，一味效仿西方的民主試驗導致了中國更大的政治分裂與混亂局面。此后，正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民族先鋒隊，把人民組織起來，扭轉了“一盤散沙”的渙散局面，承擔了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重建了政治共同體。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動員組織起了最廣泛的人民群眾，成功進行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涉及范圍最廣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變革。從革命到建設，從改革到復興，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才能夠成為統攬各方力量的政治中堅，才能夠實現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才能夠不斷鞏固壯大中華文明政治共同體。

　　中華文明民族共同體的民族和諧之道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56個民族共同構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中華文明由中國各民族共創共傳共享，形成了悠久的民族共同體傳統，充分體現了鮮明的民族和諧交往之道。

　　中國各民族歷史上雖然不乏沖突，但最終都在不同階段鑄就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在先秦，商族起于東夷，周人起于戎狄，由夷狄而入華夏以主中原。在秦漢，秦人出于西戎而一統六國，完成了從西到東的華夏整合，漢朝設置“都護”經略西域而完成了由南往北的國家統合。在隋唐，經過魏晉南北朝以來的胡漢交融，王朝統治者一改以往“貴中華、賤夷狄”的民族歧視，代之以“愛之如一”的平等態度。宋代到清代，王朝統治者提出“皆是國人，不宜有分別”“胡漢一家”“華夷無間”等思想，創制一系列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民族宗教法規和管理體制，奠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大格局。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史清楚表明，每一次民族大融合都促進了國家大一統和中華文明大發展；每一次國家大一統和中華文明大發展都強化了民族共同體意識。其和諧之道在于不同區域的農耕、綠洲、山地、草原文明的交流交融；在于不同民族的政權對于先進文明的主動選擇弘揚；在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始終具有不斷完善的制度實踐與體制支撐。

　　中華文明文化共同體的包容開放之道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融互鑒而形成的文明。”中華文明之所以沒有隨著盛衰興亡而斷流中止，之所以能夠遇強則強與時俱進，始終得益于中華文明是一個文化共同體，海納百川，包容開放。

　　一方面，中華文明以文化認同塑造文化共同體。判定一個民族是否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一員的標志，不是種族，不是血緣，不是地緣，而主要是文化。正所謂“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自秦漢以降，“夷”不斷通過接受中華文化而變為“夏”；反過來，“夏”也可以放棄自己原來的文化傳統而變為“夷”。歷史上多個少數民族政權在軍事上打敗了中原王朝，卻在文化上主動遵奉中華文化。這些少數民族往往并非出于被統治地位而被迫接受中華文明，而是在處于統治者強勢地位時主動選擇中華文明。無論是作為“多元”的源頭，還是作為“一體”的支撐，大多數少數民族在制度文明、語言文字、天文歷法、文學藝術等方面都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壯大作出了積極貢獻。他們不僅是中華文明的接受者，更是中華文明的創造者。

　　另一方面，中華文明兼收并蓄會通外來文明。歷史上，先有印度佛教的傳入，后有西方基督教、伊斯蘭教傳入，中華文明均對其接納吸收，形成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文化主干，變外來宗教為中國化宗教。近代以來，面對西方重大沖擊和挑戰，中國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開啟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相結合的歷史進程，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正是因為中華文明開放而不封閉，包容而不排他，中庸而不極端，和平而不好戰，面對文明的差異，中華文明才主張文明對話，而不是對抗。即使在中華文明被西方文明強勢打壓的時候，中國的思想家們都沒有放棄這一努力。正如梁啟超所說：“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來成為一種新文明。”

　　中華文明命運共同體的和平發展之道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樹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統一起來，把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聯系起來，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這里的“統一起來”“聯系起來”和“結合起來”，充分體現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義。中國人最愛講同呼吸共命運，中華文明最推崇“協和萬邦、四海一家”，這為全人類建立禍福相依、安危與共的命運紐帶，構建命運共同體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

　　第一，中華文明追求天下大同，從無海外殖民。中國自古講道義、重懷柔，崇尚“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反對窮兵黷武與擴張征服。歷史上，中國與周邊國家建立的是禮尚往來的朝貢體系而非掠奪性的殖民體系。明代傳教士利瑪竇對此感慨，“雖然他們有裝備精良的陸軍與海軍，很容易征服鄰近的國家，但他們的皇上和人民卻從未想過要發動侵略戰爭。我仔細地研究了中國長達四千多年的歷史，我不得不承認，我從未見到有這類征服的記載，也沒聽說過他們擴張國界”。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也更多的是靠自身力量實現發展，而不是靠對外轉移矛盾或攫取資源。比如中國的人地矛盾非常突出，用世界上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靠的是我們越來越精密化的農業生產和雜交水稻，靠的是數千年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倫理。全球化時代，中國會積極參與國際分工，進一步挖掘自身資源和市場優勢，著力突破制約發展的資源環境瓶頸，致力于通過同各國不斷擴大互利合作，有效解決關乎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

　　第二，中華文明崇尚推己及人，從無強迫他人。既然是命運與共，就必然堅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既然是四海一家，就必然平等相待、和諧相處。中華文明命運共同體精神，始終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強調“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同理心；反對“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狹隘觀念，反對“先下手為強、后下手遭殃”的先發制人手段，反對非此即彼、唯我獨尊的排他性心態。這些歷經千百年的寶貴思想，很多已被世界公認為普遍倫理，刻在了聯合國總部大樓大廳的墻上。

　　第三，中華文明堅持不往而教，從無文化霸權。作為命運共同體，中華文明從不進行強加于人的文化輸出，更不推行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霸權主義。我們堅持文化多樣性，絕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于人，絕不會一廂情愿地輸出意識形態。中國兩千多年沒派出一個儒生去外面傳播過四書五經，反倒是全世界很多人來主動研究儒學；沒有派出軍人、教士、商人四處輻射性地向外征服輸出，而是坐在原地，秉持自信，潤物細無聲地包容吸納異族異質文化，最終形成民族文化共同體。中華文明共同體傳統顯然具有處理大規模人口、多文明形態共處共融的歷史經驗，顯然可以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