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進程中，社會階層流動水平不斷提升，有效激發了社會發展的深層活力。

　　■流動的中國從多個維度增強了社會發展的活力，為人們憑借自身努力改變人生軌跡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高水平社會流動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推進更高水平的制度創新。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書寫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英國《經濟學家》周刊指出這樣一個事實：英國用了58年、美國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時間使人均實際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國僅用10年就實現了。習近平同志指出：“一個流動的中國，充滿了繁榮發展的活力。”這既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圖景的生動描繪，又揭示了當代中國繁榮發展的重要密碼。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促進社會流動

　　高水平的社會階層流動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不僅有利于人力資本競爭，而且有利于社會和諧。學術界主流觀點認為，現代化和市場績效導向對于促進階層流動均具有重要意義。前者會導致產業結構升級和社會分工結構快速分化，后者則會使“唯才是舉”的績效原則成為勞動力市場競爭的主要標尺，因而都能有效提升階層流動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帶領人民勇于探索、大膽實踐。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到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實踐，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有力促進了高水平的社會階層流動。一方面，隨著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不斷發揮，勞動力市場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通過努力拼搏和公平競爭，實現了向上的階層流動。另一方面，政府作用得到更好發揮，特別是注重在宏觀發展戰略層次發揮作用，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并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推動產業升級，努力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大力實施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等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強化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等大區域協同發展。這些舉措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為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創造了個人發展機會，促使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快速轉移，整個社會對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快速增長，體力勞動者所占比例不斷下降。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有機結合、協同發力，從多個維度提升了社會階層流動水平。

　　社會學最新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代際總流動率持續上升，從20世紀70年代的0.38上升至當前的0.71。這表明，反映個體努力程度的自致性成就已經取代家庭出身等先賦性因素，成為影響個人社會地位的首要因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進程中，社會階層流動水平不斷提升，有效激發了社會發展的深層活力。

　　基礎設施建設為流動社會提供重要支撐

　　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如何跨越空間區隔，更高效率配置人力資源和各類資源要素，一直是國家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我們黨以前瞻性戰略視角推動高水平交通基礎設施建設：1949年，全國鐵路通車里程為1.8萬多公里；2018年全國鐵路營業里程突破13萬公里，其中高鐵超2.9萬公里，占世界2/3。隨著國際領先的高鐵和公路網絡不斷發展完善，一個規模巨大的流動社會逐漸形成，并在多個維度助力中國經濟社會發展。

　　流動社會的發展不斷改變人們生活方式。便捷快速的交通出行使得人口空間流動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都大為降低，流動已成為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生活常態。這讓社會成員能夠在更廣闊的空間范圍內活動，不僅可以獲得更多發展機會，而且可以實現更為豐富多彩的旅游休閑。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交流，有利于不同區域交融發展。

　　流動社會的發展有利于不同區域形成深度社會聯結。借助便捷的交通網絡，相鄰地區的一體化發展態勢日益顯著。以長三角地區為例，依托G60高速公路和正在建設的滬蘇湖高鐵兩大交通網絡，由上海松江和浙江嘉興、杭州等九城（區）協同打造的區域產業和城市群一體化發展平臺已顯雛形。即使在空間上有一定距離的不同區域，也可以借助便捷的交通網絡形成深度對接的新型發展機制。例如，貴州在開通黔粵、黔湘等高鐵線路后，與相關經濟發達城市之間建立起更為緊密的對接機制。

　　流動社會的發展有利于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協調發展。面對流動社會，局限于屬地管理和服務的傳統思維已不再適用，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越來越強調協調發展、有序對接和一體化布局。當前，我國已經在養老、醫療等多個關鍵領域形成了區域銜接的公共服務制度體系。可以預見，隨著流動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跨區域供給還將得到進一步發展。

　　制度創新不斷釋放人口紅利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針對不同時期人口流動特點適時進行制度創新，促進人口因素在產業、行業和地區之間充分流動，不斷釋放人口紅利，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巨大動力。

　　積極構建流動人口在城鎮就業、生活的制度保障體系。截至2018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88億。針對這一對經濟社會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勞動者群體，國家不斷創新制度，著力保障其權益。比如，2010年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規定，進城務工的農村居民與其他職工一樣依法參加社會保險。又如，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在農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范接入城鎮社會保險體系。這穩定了流動人口群體在城鎮發展的預期，推動流動人口深度融入城鎮，也有力促進了城市經濟社會發展。

　　不斷提升農民工的職業技能與知識素養。我國農民工培訓體系不斷發展完善，根據經濟發展、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布局需求，加強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在崗技能提升培訓、創業培訓和農村實用技術培訓。進入新時代，各級政府在農民工培訓上的投入不斷加大。2014年至2017年，全國累計開展政府補貼性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達3856萬人次。這有力提升了農民工群體的技能素養，使其能夠更好適應產業升級與高質量發展要求，并更好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

　　努力引導創業人才和高技能勞動群體向欠發達地區流動。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國務院出臺《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關于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的意見》等，引導在發達地區經濟發展中獲得財富積累和技能提升的勞動力群體向欠發達地區流動。截至2015年底，返鄉農民工創業人數累計超過450萬，而且這一勢頭有增無減。這表明，人口流動制度創新正在逐步優化人力資本在不同區域的配置，促進不同地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適應社會流動要求加強制度創新

　　回首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流動的中國從多個維度增強了社會發展的活力，為人們憑借自身努力改變人生軌跡創造了有利條件。但也要看到，高水平社會流動在促進發展的同時，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推進更高水平的制度創新。

　　人口高速流動對創新社會治理提出更高要求。我國當前的社會治理體系建立在屬地管理模式基礎上，其特征是主要面向屬地居民提供標準化公共產品，在流動社會必然會遇到一些挑戰。比如，無論建立在“街居制”基礎上的城市管理制度體系還是農村基層管理體系，都無法有效覆蓋流動人口，并對其實施高水平的管理與服務。近年來，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都在探索以黨建引領治理創新的模式，以應對流動社會帶來的新問題。今后，在進一步優化流動社會的公共服務模式、創新基層治理組織體系方面，還有很大探索和提升空間。

　　流動社會的發展對構建社會認同體系提出更高要求。在流動社會背景下，來自不同地區的多樣化觀念不斷碰撞，使得不同群體形成共享性社會認同面臨更大挑戰。有效構建不同利益群體的社會協調機制以及富有包容性的社會認同價值體系，顯得尤為重要。要實現這些方面的深度改革創新，就要形成與流動社會相匹配的價值觀念與保障體系。

　　社會流動性的增強對系統整合的宏觀政策設計提出更高要求。隨著人口、資源和要素在不同區域高速流動，如何從整體上有效提升與之配套的服務與管理能力，成為當前國家治理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面對這一深層次問題，單一的屬地管理模式難以形成有效應對機制，需要在宏觀層面形成更為科學合理的整體性制度設計。

　　（作者為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