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再次引起廣泛關注。今年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全面鋪開、縱深推進的關鍵之年，如何能夠在新冠疫情持續蔓延、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依舊盛行等現實國際環境和不利條件下，使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在對接國內、國際雙循環方面發揮主要作用，構建起更有韌性和更加安全的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成為當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繼美國紐約灣區、美國舊金山灣區、日本東京灣區之后由我國著力打造的世界第四大灣區，是國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世界銀行曾有一份報告顯示，全球經濟總量中的60%來自港口海灣地帶及其直接腹地。因此，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發展前景勢必將像其他三大灣區一樣，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引導技術變革的領頭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9月2日發布的《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有17個區域進入全球創新集群百強，數量僅次于美國的25個，這其中，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排名全球第2，僅次于排名首位的東京-橫濱創新集群。由此可見，我國已經逐步形成梯次聯動的區域創新布局，區域創新集群活力迸發。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可期可盼，無論在密度、力度、廣度和優先級等方面都是空前和首屈一指的，更有望全面超越長三角、京津冀，成為中國面積最大、人口最多、市場化水平最高、創新研發能力最強、國際化程度最高、經濟最具活力的國家重要戰略發展區域，但巨大發展機遇和發展空間潛力的背后，粵港澳大灣區所面臨的諸多方面挑戰也是空前的。其中最大的挑戰就是“一國兩制”下的城市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同于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以“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種貨幣、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的格局建立世界級城市群的粵港澳大灣區，其社會制度、人文差異、交通運輸、協調管治、實施機制等方面的問題更為復雜，跨區域治理也成為了大灣區建設的重點和難點。如何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勢，確立三地“抱成團，一起做”的治理新思維，令“最難的事情”成為最大的優勢，是粵港澳三地需要重點考慮的。

　　與此同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還需要注意區域一體化的真正內涵概念，要理解其實質。常有人說，“一體”就是“一起”。話是沒錯，但這里的區域一體化發展，強調的并不是單一的融合區域性資源，而是要體現在戰略合作、協同發展的相互轉化和促進上，從區域協同的激蕩中尋找“全球定位”，在更深層次、更廣范圍與世界相連。這就需要國家層面在各區域戰略規劃的制定過程中，對不同區域的發展定位進行更為細致的錯位競爭考慮。在這方面，不能僅僅依靠市場調節，還需要政府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給予必要補充。

　　從過去的大戰略、大發展中可以看到，無論是國家層面的西部大開發、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地區崛起、長江經濟帶建設，還是省市層面的川渝經濟區、中原城市群、北京城市副中心、天津濱海新區、西咸新區等建設，盡管發展成效顯著，但比照我們的規劃目標依舊有不盡人意的地方。其主要原因就是區域一體化發展過程中的區域分化、無序開發痼疾依然存在，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依然沒有被打破，地區間惡性競爭、產業結構同質化、地區分割依然很嚴重，越來越多的跨區域管治問題成為區域一體化發展的瓶頸。區域協調發展、區域協同治理，既是治國理政的基本發展理念之一，又將成為我國未來區域發展面臨的重大戰略問題。因此，新時期我國區域協同發展的主要任務，就是以市場為主導，打破行政區域規劃限制，樹立一體化發展意識，通過政府與市場的有機協同推進，形成動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新體制機制，使落后地區補齊發展短板、發達地區克服瓶頸制約，關鍵領域“填平補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