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城市邊界的不斷擴張和人口規模的日益增長，提升城市風險治理水平日益凸顯其重要性。美國學者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反脆弱》一書中提到，與古代城市相比，現代城市在物質空間、經濟結構、社會系統、生態環境等方面的脆弱性并沒有減弱，反而是在增強。特別是各種內源性和偶發性的非傳統安全風險相互疊加，給城市的安全運行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此背景下，傳統的以強化物質系統剛性為導向的風險防控理念已越來越難以適應城市新的安全需求。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加快推進韌性城市建設，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強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風險防控，這無疑為下一步我國城市安全工作提出了新的目標和要求。因此，如何通過增強城市韌性進一步打造全鏈條風險防范體系，增強城市面對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的抵御力、恢復力和適應力，是后疫情時期我國城市安全發展面臨的重要課題。

　　加快制定并完善以韌性為核心的規劃體系，增強城市的預見性和承載力

　　規劃先行是全球城市安全發展的共識之舉。大量事實表明，前瞻性的規劃遠比緊急性的應急響應更經濟更有效。疫情危機再次證明了城市規劃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對城市規劃部門而言，當務之急是要承擔起緊急調整公共資源分配方案的角色，盡快制定并完善以韌性為核心的城市規劃體系，確保在面對各種突發狀況時，城市功能仍能正常運行。特別是要加強城市生命線工程和應急設施的統籌謀劃和布局，盡快補齊水、電、氣以及公共醫療衛生等基礎設施短板，力爭做到城市安全風險防范從亡羊補牢向未雨綢繆轉變。

　　具體而言，要通過全域統籌和整體設計，加快構建多層級、全空間尺度的設施保障體系，增強區域之間的可達性和聯動性，打造無縫隙的風險防范網絡。以新一輪城市更新為契機，加快推進綠色基礎設施和智能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大力釋放生態空間，讓綠色基礎設施成為城市抵御各類災害的緩沖器；另一方面，進一步依托以5G、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為核心的智能基礎設施，推動城市更加安全和高效運營，提升城市的自我抵御和修復能力。

　　著力構建優勢互補、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提升城市經濟競爭力和抵抗力

　　實踐證明，基于多樣化產業集聚的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是一座城市經濟持續韌性的來源。疫情期間，多地經濟呈現出較強的適應性和恢復力，但也暴露出許多不容忽視的問題，如新興產業發展仍面臨諸多困難，產業鏈完備度不高，不少城市現有產業環節偏低端、創新能力仍有待加強等，亟須構建功能互補、產業互動的多中心、網絡化空間結構，以此提升城市經濟的競爭力和抵抗力。

　　因此，要加快培育以新產業、新消費和新商業模式為代表的新動能，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盡快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繼續推動城市群協同發展與技術合作，打造職能優化的產業共同體，進一步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簡單地說，就是要通過區域內部產業的協同效應和集聚效應延伸產業鏈上下游，從而彌補單一城市發展的短板，利用都市圈結構性潛能的釋放來進一步增強城市經濟的影響力。

　　全方位激發社會內生動能，加快形成多元防御格局

　　現代城市風險影響之廣早已超出了城市能夠獨立承擔的范疇，因此，必須加快樹立大社會觀、大治理觀，將黨的領導優勢同政府的資源整合優勢、企業的市場競爭優勢、社會組織的群眾動員優勢有機結合起來，打造全民參與、多元共治的開放治理體系。

　　具體而言，要積極搭建政企合作平臺，進一步拓展政企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充分發揮企業在物資調度分配、社會生產能力組織以及市場化資源利用等方面的優勢，使企業在社會治理和安全風險防范中發揮更大作用。進一步發揮社會組織的補位效應，通過政府購買和服務外包等形式，有序引導民間資本介入城市安全建設和災后重建工作，使之成為城市災后應急管理的重要協作者。大力創建公眾防災自助、互助、共助載體，積極拓展社會參與渠道，進一步完善社會支持網絡，著力構建“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強化組織與技術的雙重賦能，推動城市風險治理體系迭代升級

　　風險狀態下，能否構建起高效運作的治理體系是城市存續的關鍵。因此，要進一步厘清部門之間的職責邊界，積極構建權責明晰、服務為先、管理優化、執法規范、安全有序的應急管理體制，切實做到上下聯動與部門協同，確保平時戰時城市運行都能高效有序。

　　具體而言，要進一步夯實基層社會治理能力，切實實現政令暢通、令行禁止。尤其是要提升基層社區治理能力，為城市安全提供堅實保障。進一步強化技術支撐，推動數據集成共享。在與疫情的較量中，以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在疫情監測分析、防控救治、民生保障、復工復產等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未來，應繼續適應信息時代要求，進一步消除數據壁壘，打造統一規范、運行高效的云城市、云社區等大數據平臺，運用數字化手段不斷提升城市風險的預測、監控、指揮和處置水平。

　　作者系中共廣州市委黨校（廣州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本文系2021年度全國黨校（行政學院）系統重點調研課題（2021DXXTZDDYKT113）、廣州市委黨校2021年度新型智庫重大課題（DXZK2103A）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