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繼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之后，黨的二十大報告又進一步強調，“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在融合前冠以“深度”二字，旨在強調融合不僅是單純的技術擴散和應用，而且是生產方式、商業模式和產業生態的重構，是依托數字技術基礎重構經濟體系，在“怎樣生產，用什么生產”的層次上定義國民經濟活動的內涵。強調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則凸顯了數字產業的開放性和全球分工特征。當前，作為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正在成為全球技術和經濟競爭的焦點。錯失數字技術革命機遇，就難以賦予經濟體系以現代化的意蘊。

　　如同蒸汽時代既改造手工作坊又產生蒸汽船、蒸汽機車和無數新的商業機會，電氣化時代既重構蒸汽時代的制造業同時也發展出化學工業、內燃機等新的產業一樣，通過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重構既有經濟體系，是一個復雜又漫長的創造性破壞過程。雖然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會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但作為一個新結構的生成過程，在帶來產業升級紅利的同時也不可避免會產生破壞效應。正如法國經濟學家阿吉翁指出的那樣，創造性破壞意味著新的創新讓以往的創新變得過時，創造性破壞所帶來的增長是新舊勢力之間永恒斗爭的舞臺。當前，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正在進入生產方式重構和產業體系調整的關鍵時期，對這一過程中的創造性破壞的特征和難點應有充分認識和預案。

　　二

　　在新的技術浪潮重構原有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創造性效應直接體現為新分工、新部門、新業態的創造，以及未開發利用的資源被挖掘、利用和優化配置等方面，破壞性效應則體現為舊的分工、部門、業態被替代、轉化，以及曾經的可用要素、可用資源的去價值化、去市場化等方面。由于新舊替代和結構轉換是一個長期過程，在不同時間段內所觀察和測度到的熊彼特創造性比率（Schumpeter's creativity ratio，SCR），即扣除破壞效應之后的凈創造效應占創造性效應的比值，也存在很大差異。新創生部門的規模，以及新創生部門對傳統部門的替代、破壞和補償，最終決定了凈創造效應。盡管從長期看，創造性破壞是經濟發展的引擎，它意味著可以用更少投入獲得更多產出，用更少勞動、更豐富的勞動資料、更廣泛的勞動對象產出更多使用價值，從而帶來國民財富的增長。但被替換或被破壞的部門，在宏觀指標上，從增加值到就業，都會成為一種扣除，成為技術進步必須付出的社會成本。

　　顯而易見，從理論上看，只有達到創造性足夠大破壞性足夠小，才能獲得足夠大的凈創造效應。但創造性破壞發生在不斷變化的背景下，并非一個線性的展開過程，這就使創造性破壞效應具有歷史特定性。比如，在瘟疫、戰爭等特定因素沖擊下產生的衰退，會進一步放大破壞性效應；在新技術的成熟度不夠，以及互補性技術系統在規模和適用性上沒有形成足夠強大的協同“共振”前，創造性效應就沒有那么強。蒸汽機產生之后的歷次技術浪潮，由于技術系統日漸復雜，通用技術的擴散所歷經的時間越來越長，顯現出“潛在的結構重組價值越深遠，技術的最初發明與其全面影響展現之間的時滯就越長”的特點。在制度層面，如果對破壞性效應的應對措施不及時、不精準，也會導致局部的破壞性效應演變為一場系統危機；對創新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例如系統的產權保護制度、完善的投融資體系等，就會抑制創造性效應的釋放。

　　三

　　在經歷了計算機化、互聯網化、移動互聯網化數個階段之后，數字技術在數據采集、生成、存儲、計算和傳輸等環節均取得了對應的技術進步，開始進入萬物互聯的智能化時代。不僅中國，而且先發工業化國家，從制造業到農業，從生產性服務業到生活性服務業，數實融合都正在普遍發生。在這一過程中，不同技術基礎、發展階段的國家，所經歷的數字技術的創造性破壞效應，在程度、范圍和進程上存在明顯差異。

　　早期的計算機化盡管實現了算力和信息存儲的巨大進步，完成了工場的辦公室化，但單一的計算機技術并未獲得多部門的正反饋支持，創造性效應的發生范圍和力度都有限。而在計算機實現從電子管、晶體管到集成電路和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技術進化路徑中，快速迭代反而使計算機產業不斷出現“自我消滅”。這也是1987年索洛提出“索洛悖論”（也稱“生產率悖論”，即“到處都看得見計算機，就是在生產率統計中卻看不見計算機”)的主要原因之一。盡管如此，諸如IBM、蘋果電腦和微軟等企業在計算機化時代的崛起，依然為后續的數字技術創新奠定了先發優勢。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的計算機化更多是在改革開放后完成的“補課”。在告別短缺經濟的過程中，計算機化的展開過程并沒有多少可資破壞的產業對象和商業模式，反而通過數量極少的企業體現出了信息時代強大的創造性效應。

　　20世紀90年代后期興起的互聯網化階段，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完全不一樣的創造性破壞效應。對于西方先發工業化國家而言，微電子化技術的發展提高了生產組件和生產設備的模塊化程度，互聯網的興起又使信息連接和傳輸突破了空間和地域限制，使企業可以通過數字技術實現對生產鏈和供應鏈的監督、控制和管理，從而生產可以按成本原則在全球范圍進行環節拆解，這直接導致了工廠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而對于這一時期接入互聯網的中國而言，被替代和破壞的“舊”產業部門相當有限，但主動開放融入世界分工體系卻帶來了明顯的創造性效應，表現為沿海地區的產業園區、不斷增長的對外貿易、日益完善的產業鏈和供應鏈、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等。

　　2001年到2011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0.41萬元增長到1.46萬元，增長近三倍。這意味著，2011年移動互聯網元年的到來，正值我國居民開始消費升級。電商、社交軟件開始迅速興起，并逐步從媒體、零售領域擴散到衣、食、住、行幾乎無所不包的生活服務領域。得益于數字基礎設施的普及化、較高的城市居民密集度和巨大的市場規模，移動互聯網時期的消費互聯網產業在我國發展極為迅猛。由于這一時期房地產行業仍在高速發展中，線上對線下的替代效應被房地產溢價所緩沖。因此，雖然存在發展的結構性失衡，即消費互聯網、生活性服務業發展快，產業互聯網、制造業數字化進展慢，但整體上，中國的數實融合在這一時期更多表現出較強的創造效應以及可承受的破壞效應。

　　隨著中國數字經濟不斷發展，數實融合開始從消費端延伸到生產端，從制造業延伸到農業，從過去少數行業、少數場景的點狀融合，朝著更為廣泛、充分和深入的一體化融合方向突破。工業互聯網、邊緣計算和數據中心的協同效應初步顯現，實體部門的數字化正在進入擴散與深化階段。從創造性破壞的角度看，數實融合也進入更為艱難的破、立交替時期。簡言之，消費互聯網的創造性效應趨于減弱，但產業互聯網的創造性效應尚未充分釋放。

　　第一，在經歷了快速發展階段后，消費互聯網已開始進入慢車道。這直接體現為互聯網投融資增速開始明顯降低，投融資金額從2018年二季度278億美元的最高點下降到2023年二季度的10.1億美元的低點，投融資筆數則從2018年三季度977筆的最高點下降到2023年二季度的223筆，降幅達77.2%。在增速趨緩的同時，新一代數字技術在消費互聯網中的應用、新業態和新模式的涌現，又恰逢新冠疫情沖擊之后的疤痕效應、外需萎縮以及中國經濟的主動性結構調整帶來的經濟減速，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消費互聯網領域數實融合的破壞性效應，并弱化了其創造性效應。

　　第二，先進數字技術與制造業、農業等實體部門的深度融合，也面臨嚴峻挑戰。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需要強有力的數字產業化作為推進力量。我國在這一領域，關鍵技術和產品的國產化、自主化程度低，基礎技術如邊緣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國際競爭力較弱，部分核心技術和關鍵設備正處在艱難的爬坡攻關階段，一定程度上阻滯了數實融合創造性效應的釋放。與此同時，產業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在推進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不斷形成，展示出顯著的全要素生產率優勢的同時，也使得一部分能力弱、資本缺和規模小的企業進入艱難的轉型期，甚至不可避免地被淘汰。數字化轉型高度依賴于企業能力、資本投入和人才儲備，在轉型過程中，企業間的競爭會進一步加劇。創造性破壞就像自然選擇機制一樣，會保留那些適應新范式的企業，淘汰那些沒有采納新范式的企業。

　　四

　　對數實融合的創造性破壞效應帶來的種種困難，不應悲觀、退縮。化解新舊范式的轉型困難，只能通過加快和放大新分工、新技術、新模式的創造性效應，抵消、覆蓋和超過舊的生產范式被瓦解、被替代的破壞性效應，為經濟結構轉型提供持續動力。數實融合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進程，經濟發展不可能為了保留舊產業中的沉淀成本，而犧牲新技術的巨大創造性。無論是克服當前中國經濟的短期困難，還是使中國經濟發展獲得長期動力，都需要經歷這一浴火重生的創造性破壞進程。只有通過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重塑中國經濟體系，才能實現“技術優勢”和“競爭優勢”對“成本優勢”的替代。

　　在這一過程中，關鍵是如何在釋放創造性效應的同時，盡可能減少破壞性效應，使經濟社會系統在新舊交替中保持穩定性。既要在面對破壞性效應時保障好就業、民生，又要在釋放創造性效應時秉持“生產力標準”。在具體的政策供給上，釋放數實融合的創造性力量，一是堅定不移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領軍企業和數字產業集群，統籌安全與發展，強化數實融合中“數”的推動力量。二是完善公共物品供給，不斷提升從有形的數據基礎設施到關涉數據治理、數據安全和數據確權等方面的法律法規的水平，充分發揮包括制度在內的公共物品和服務在推進數實融合中的正外部效應，提升“數”“實”部門間的協同效應。

　　緩沖“融合”的破壞性力量，一是針對勞動力市場可能產生的結構調整，做好就業緩沖的政策預案。對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就業群體，如網約車司機、外賣配送員、主播等，要給予法律保護，使其有尊嚴、有保障、有發展，實現高質量就業。二是加強相關稅收稽查和質量監管制度，嚴格依法界定“相關市場范圍”“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內涵，維護市場秩序。三是針對“融合”過程中因落后生產方式、落后產能的淘汰可能產生的市場主體轉型甚至退出的情況，一方面通過教育培訓，提升企業數字能力，引導其實現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應最大程度利用、盤活可能被淘汰的企業和部門的資產存量。

　　（作者：楊虎濤，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3ZDA04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