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澤玉與研究團隊在林芝邊境村莊做田野考察。澤玉供圖

　　我是一名持鏡者，也是一名教師。我的鏡頭，從未離開過生養我的西藏，卻也始終映照著來自江南與北京的文化光影。

　　大一那一年，在北京廣播學院（現為中國傳媒大學），我向《中國民族》投去了一篇名為《嘎依》的散文。文中的“嘎依”是母親在西藏林芝阿沛莊園的養母，她的一生不曾踏出過林芝的邊界，她的人生歲月更多是在米拉山下的牧場中度過的。時光，在她黑色的長袍褶皺里，仿佛未曾留下多少暖色。

　　那時我尚不會用鏡頭表達，描述嘎依的文字，卻帶了幾分煙霧朦朧的影像感。我并未察覺，自己正嘗試以文字為起點，用女性敏銳的觸角與世界建立聯結。而我漸漸明白，對世界的凝望從來不是獨白。總會有另一道道目光加入、交匯，與我共同尋找新的顯影方式。

　　發現持鏡者：故事中的我與她們

1999年澤玉（左二）參加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報道時的工作照。澤玉供圖

　　每年秋天，層林盡染時，我的學生們便會帶著她們的紀錄片選題來找我。來自丁青的牧家女兒嘎松達珍正在攻讀碩士，她曾猶疑于拍攝家鄉的玫瑰產業還是牧區生活。幾經思量，她最終帶來了一個關于唐卡藝人的故事。最打動我的是她所拍攝的那位唐卡老師，已經開始招收女弟子。

　　最終，嘎松達珍的紀錄片落點并不在女弟子身上，但我們依然記得，啟動她內心快門的一剎那，是那位女弟子帶來的觸動。

　　唐卡畫室礦物顏料的色澤，氤氳般升騰的松煙墨香與朱砂微塵，帶給她創作的美感。她長時間將鏡頭鎖在方寸畫布上，只為捕捉暖色的陽光緩緩游移的流逝感。

　　“在我母親的時代，女性連走近畫室都是一種奢望。而今天，只要我們愿意，面前可以是畫布，也可以是鏡頭后的整個世界。”嘎松達珍在陽光下仰著臉說。她數次提及那位最認真的女畫師，雖然她沒有機會和自己一樣讀碩士，但她也絕不必早早成為妻子與母親。她的人生有了不同的可能。也許有一天，關于唐卡女畫師的傳奇，會經由我們的鏡頭被世界看見。

　　這個時代，真的很好。我的學生比我更早地觸摸到影像的溫度與力量。

　　她們開始用鏡頭書寫她們眼里的西藏故事。透過嘎松達珍的鏡頭，我看見的不只是一個牧區姑娘對唐卡的凝視，更是一種以身體為媒介的文明傳承——她看見了女性在這個時代獲得的突破，她也看見了一種藝術從服務于信仰向更廣闊價值的生動拓展。

　　我始終覺得，一個女性生命開出的繁花固然美麗，但若能將自己化為沃土，召喚更多的后來者在此扎根，開出一片花海，才是真正的豐饒。

　　察隅姑娘阿達，曾端著鏡頭追隨一位牧區獸醫穿越在高山牧場，只為記錄那雙為牛羊療傷的手如何化解牧人的憂思。

　　后藏姑娘曲吉，身形纖弱卻極有主見。她給自己的作品取了一個美好的名字《一個“拉瓦”的婚禮季》。“拉瓦”是在后藏婚禮上承擔說唱任務的歌者，那些贊詞被稱為“姆啦”。這深藏于民間的活態歌謠，終會在一位年輕姑娘的鏡頭中，獲得了面向世界的音量。臨行前，她拿著我為她備好的隨身耳麥，輕快地說：“老師，我會用它錄下最動聽的婚禮歌謠。”

　　這個時代，真的很好。這些用鏡頭書寫家鄉故事的女性持鏡者，如我一般，聽過昆曲，見過水袖，也被南北不同的鄉音浸潤過。她們所經歷的世界，終將化為她們表達世界的底色與韻律，為她們的成長架起一座瞭望的鏡橋。

　　從染缸到鏡頭：文化的轉譯與傳承

澤玉（右）在林芝市巴宜區魯朗鎮扎西崗村做調研。沈耀 攝

　　我的思緒，又飄回嘎依身上。

　　她曾傳授母親一門絕技：用大自然的饋贈為手紡毛線染色——大黃葉根浸出暗黃，草紅花染作緋紅，核桃皮則提取出深褐。女性對美的執著讓她們難以忍受單調。借助自然之力的染色，成了她們表達創造與文化記憶的方式。

　　染料的提取需經浸泡、沉淀等繁復過程。即便大自然賜予色彩，在那些年月里，明艷依然是一種奢侈。嘎依總不舍得將最亮的顏色用在自己身上，而我這個并無血緣的娃娃，卻不時能穿上她染的紅色毛衣，戴上點綴明黃的小帽。

　　透過時光的隧道回望，這樣的場景，何其充滿鏡頭感。

　　這個視覺豐富多彩的時代，我慶幸我們對美有了更多元的感知與表達。

　　作為一名持鏡者，我見識過江南的墨痕、北京的檐角，也走過祖國的許多地方。我的取景框里，曾裝滿紹興水巷的幽深、成都茶館的氤氳、北京殿堂的恢宏。但當鏡頭最終轉向生養我的雪域時，所有這些文明的景深，都匯聚為一道獨特的光，照亮高原上那些曾被風霜掩映的褶皺。

　　這光，試圖照見的從來不是讓人獵奇的景觀。

　　在祖國西南的天地之間，西藏以120多萬平方公里的幅員，詮釋著極致的遼闊：這里，有稻香編織的溫暖時光 ，有牛羊奔騰的壯闊氣象。

　　當我們真正走進這片土地，會發現最動人的，往往是傳統與現代在鏡頭中的悄然對話——我和伙伴們經年累月的跟蹤記錄里，見證了這樣的景象：最偏遠的高山峽谷中有了被稱為“黨中央”的“鍋蓋”（電視衛星接收器）如銀白色的花朵開在屋頂；牧家青年操縱無人機，如鷹隼般翱翔，記錄草原賽馬節的奔騰；田間地頭，農民手持手機，以“網紅”身份直播災后重建的“定日速度”——現代的元素，如無聲細雨，滲入高原的肌理，在鏡頭中與傳統從容交匯。

　　不再是“舊”與“新”的對立，而是在同一片土地上，文明綿延的呼吸。

　　我的學生們，是這些對話的記錄者與轉譯者。如果說嘎依的染缸是女性在局限中創造美，我的學生嘎松達珍、阿達、曲吉們無需再如先輩般，將美的表達局限于染缸與織機。她們的鏡頭，是新時代的畫筆與紡錘，可以自由地對準唐卡上流轉的金粉、獸醫手中承載生計的針劑、婚禮上古老的“姆啦”。她們用影像，為古老的文明，進行著一次充滿生命力的重新染色與當代編織。

　　因此，持鏡，絕非簡單的記錄，而是一場莊嚴的對話與傳遞。是在“看見”之后更深層次的“顯影”——將個體命運從歷史背景中清晰地托出，將日常勞作中蘊含的文化密碼破譯給世界，將那些細微卻具有決定力的瞬間，凝固為永恒的見證。

　　我傳遞給學生的，不只是構圖與剪輯之技，更是一種“轉譯”的能力：將牧歌的旋律轉譯成世界的語言，將傳統的智慧轉譯成現代的價值，將一個族群內在的、蓬勃的生長力，轉譯成一種可被廣泛理解與共鳴的情感與思想。

　　深情地凝視：愛是持鏡的力量

澤玉團隊去墨脫調研途中拍攝的嘎隆拉雪山。澤玉供圖

　　而這份“轉譯”的能力，其源頭并非技藝，乃是深情。一個持鏡者何以會多情？我想，唯有生命曾被愛深深浸潤，才會生長出如此深沉的凝望。

　　二十世紀80年代中期，我和另外49名西藏孩子跨越山水，遠赴紹興求學。母親的浙江同事找來一份地圖，在地圖上用紅筆圈出紹興的位置，又在西藏畫了一個小小的星標，兩點之間，畫上一條蜿蜒的虛線。

　　地圖上的咫尺，卻橫亙著三千公里的雪域與長江，也橫亙著少女時代四年未見母親的思念。

　　老師們成了我們的父母。十二歲的我在紹興的梅雨里，跟著老師學會了《滿江紅》，也能說上幾句帶藏語口音的吳儂軟語。江南的雨絲與青石巷的苔痕，始終映照著恩師們的面容。那些面容，一次次呼喚我，用影像去承載這份記憶。

　　多年后，我赴北京讀博，導師張征老師的車早已等在宿舍樓下。打開后備箱，里面是當年新疆棉花縫制的嶄新被褥。

　　我被溫暖了。一個女性成長的背后，有多少愛意的支撐，就能為她續接多少前行能量。

　　前不久，年過七旬的導師打來電話說，你不要放下鏡頭，要繼續用鏡頭去講西藏的故事，講那些別人看不見的細微之處。

　　她的眼睛已不太好，卻仍期待著看見我更多的作品。

　　在西藏溫暖的陽光下，我想告訴導師：不僅是我，我的學生也會和我一起，繼續做持鏡者。我們的作品將走向更廣闊的天地——為記錄，為回饋，也為傳遞。

　　這便是持鏡者的天職：以凝視，讓每一種生活顯影；以表達，讓文明的長卷，在每一次快門的開合間，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