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向科學進軍”，國家制定《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西藏地區和橫斷山科學考察正式列入57項重大任務，由中國科學院主導。同步進行青藏工作的，尚有一系列兄弟單位，包括國家測繪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測繪局、地質礦產部、石油工業部等等。各職能部門所開展的，皆為常規基礎工作：在大片空白處圈點標注。勘測繪制的重要成果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陸續問世的，正當其時地為青藏科考隊提供了羅盤和坐標——青藏高原1：10萬航測地形圖，1：100萬地質圖及重點礦區地質圖、地層圖，諸如此類，第一時間拿到手，就在帳篷里指指點點，在野外按圖索驥。

　　國家氣象、水利和地震等部門在高原面上相繼布設了觀測網點，開始獲取基本數據資料；同屬高原的川、滇、甘、青、藏各省區科研機構也都沒閑著，盡管多以應用研究、服務于當地生產建設為主，但歷年積累的信息資料何其寶貴，每當科考隊員拿到那些簡裝油印本，無不如獲至寶。當幾十年后氣候環境變化成為熱點，作為現代地表過程研究的參照依據，舊資料不僅仍然有用，而且價值更高了，作為“有記錄以來……”，為多學科領域專家所借助。

　　國家“十二年科技發展規劃”實施期間，僅在中科院，就連續組織了一系列青藏高原科考活動——

　　1957年，配合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貢嘎山登山科考。

　　1958年，施雅風率隊開展祁連山冰川考察。

　　1959—1960年，配合國家登山隊首次攀登珠穆朗瑪峰，46名科學工作者在以珠峰為中心的7000平方公里范圍內進行綜合考察。

　　1959—1961年，中科院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綜合考察隊，主要活動在川西和滇西北一帶橫斷山區。

　　1960年開始進行青藏公路沿線凍土考察，并在藏北腹地土門格拉建立凍土定位觀測站。

　　1960—1962年，“西藏綜合考察隊”10多個專業100余名科考人員，分赴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沿線調查，外延至東部黑（黑河即那曲）昌（都）公路和西部新（疆）（西）藏線，同時考察雅魯藏布江中游地區。

　　1964年，配合國家登山隊攀登希夏邦馬峰，以冰川學家施雅風和地質學家劉東生為領隊的科考隊陣容空前。

　　同年，中科院蘭州冰川所派員赴西藏波密境內，首次開展泥石流調研。

　　1966—1968年，第二次珠峰登山科考中，劉東生和施雅風再度聯手，兵分兩路：一路面向珠峰地區，另一路前往藏東南林芝地區調研，以發展農業、開發資源為目標。

　　將帥人才就在這一系列考察活動中歷練而成，到1973 年組建中科院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的時候，理所當然成為中堅力量。在青藏高原的旗幟下，集合起各路盟軍，相互支持，相互借鑒，各得其所又相得益彰，這一點，構成了半個多世紀以來青藏研究一大特色。

　　另一顯而易見的特色，是新創建的登山科考模式，即登山運動加科學考察。該模式頗富中國特色，體現了舉國體制的優越。首倡者是誰？賀龍元帥。這位戎馬一生、為新中國誕生建立了殊勛的老帥，國務院副總理，兼任了共和國第一任國家體委主任；副總理中分管科研工作的又是哪一位？聶榮臻元帥，他后來還兼任了國家科委主任、國防科委主任。所以說，戰場轉換，風采未減，一聲令下，迅速集結，延續的是戰爭年代協同作戰的傳統。登山科考首開先河在1957年，并且新成立的中國登山隊首次獨立登山活動也在同一年。這里面還有一個背景或說是激勵因素需要略作交代：此前一年，中蘇聯合攀登西昆侖主峰慕士塔格，當登頂成功，舉國歡慶之時，有偏見的西方媒體說了風涼話——中國人“是被蘇聯人扶上去的”。這類嘲諷若是擱在今天，或許未必介懷，但在那個特別強調爭氣爭光的年代大不一樣，尤其此言其實果真觸及“痛點”：新中國成立后最初幾年，中國人參加的中、蘇境內多次攀登活動，均以蘇聯為主導。有鑒于此，決意甩掉“東亞病夫”蔑稱的賀老總，一手推動了中國登山隊和中國登山協會的創建，并決意盡快組織一次中國人獨立登山活動，且以工人階級打頭陣，目標鎖定橫斷山主峰貢嘎山！邀請科學工作者參與的創意，正是由賀老總適時提出的。大意是：登山僅僅作為一項體育運動，登上峰頂報道一下也就結束了，但如果有了科學考察的內容呢，就不會有完結，意義又大又長遠。賀老總在中國登山協會成立大會上講了話：“中國這么大，高山這么多，山多寶多，解放的中國人民要踏上祖國的每一座高山，要給每座山峰做出結論，這是光榮的職責！”

　　這番話是幾十年后從“老青藏”們那里聽來的，“多虧了賀老總高瞻遠矚”，每說起依然心懷感佩，多少人最初的青藏經歷，無不與搭上登山隊“順風車”有關，從而結緣終生。

　　落實賀老總指示，嘗試邁出第一步，登山隊特邀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年輕的教師和研究生崔之久（地貌）、馬文甫（地質）、丁行友（地球物理與氣象觀測）三位隨隊考察。

　　竺可楨先生參與了指導。身為中科院副院長，正在密切關注全球氣候變化，正為國內將要開展的現代冰川研究做準備，所以在約見崔之久時，主談冰川。現今的崔老，那時多年輕啊！24歲，兩年前才從南京大學地理系畢業，因為學業優異，被保送到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讀研究生。身體好、業務棒，被選中已是心花怒放，接到竺老約請，受寵若驚又大受感動。一番談話后，就將專業方向從黃河研究轉向冰川學。竺老教他如何進行冰川觀測，送他一本英國人描寫1921年珠峰登山的英文版圖書，扉頁題詞：之久同志將去貢嘎山，贈此書以壯其行。竺可楨。

　　貢嘎山壯麗的冰川是最初的課堂，唯一教材是蘇聯專家編寫的《現代冰川考察指南》手冊。照本宣科，崔之久按照手冊提示的各項要求一一測量記錄。

　　然而，貢嘎山第一課，卻是雪崩洗禮，瀕死體驗——

　　1957年6月某一天，登山隊第一次適應性行軍，三個結繩組共15人行進在海拔5500米山道上。陽光照耀在高聳而遼闊的雪原，世界晶瑩且寂靜。積雪厚度1米多一點，崔之久所在小組在前開道。一條尼龍繩拴在腰間，依次5個人，崔之久第二，前有組長初懋孔，后有同事丁行友，新華社記者張克松殿后。人們屏氣斂聲，因為冰雪世界脆弱，哪怕陽光下融溶到一定程度或一小點兒聲響擾動，都有可能引發災難。當快速穿過一條雪崩甬道時，崔之久一眼瞥見上方的雪壁有異動，只來得及驚呼一聲“雪崩”，連人帶聲音已被鋪天蓋地的潰雪卷裹而下。——來勢迅猛，雷霆萬鈞，猝不及防，這就是雪崩。

　　感覺到翻滾停止，崔之久手腳并用鉆出雪堆，只見不遠處剛剛脫險的記者不失時機地舉起相機，搶拍到崔之久爬出險境的鏡頭。這時，才發現已下跌數百米，置身于半山腰一個冰洞口。隱約聽到哪里傳來呼救聲，崔之久趕緊向后一扯，只拉出一截繩頭——拉力為1200公斤的尼龍繩已然繃斷；向前一拉用上力了，遂拼了命地拿雙手去刨，又嫌速度太慢，改用冰鎬，忙亂中差一點兒出錯，差一點兒刨到臉上——一張因憋氣呈紫醬色的面孔。初懋孔獲救，而身后的丁行友，卻因并未隨雪崩席卷而下，原地掩埋過深，犧牲了。丁行友是北大地球物理系助教，犧牲時那樣年輕，前不久路過雅安時，還被同伴們簇擁著去看望他在雅安工作的未婚妻，那個充滿青春氣息的夜晚，年輕人熱熱鬧鬧開了一大堆玩笑……歸途中少了這一人，崔之久甚至不忍向雅安方向再看一眼。

　　少了的不僅是這一個人，此次登山科考總共犧牲了4 位隊友。這項事業從一開始就顯現出它嚴峻到殘酷的一面。是以高昂代價換來的，崔之久考察成果《貢嘎山現代冰川初步觀察》一文于1958 年發表在《地理學報》24卷第3期，被視為中國現代冰川學第一篇研究論文。

　　作為首批中國登山科考事業參與者，中國現代冰川學先行者，崔之久在10年間參與登山科考轉戰青藏高原南北，貢嘎（1957）—念青唐古拉（1958）—慕士塔格（1959）—珠穆朗瑪（1960）—公格爾（1961）—希夏邦馬（1964），1966再上珠峰。崔之久并非在冊的青藏科考隊員，可以算作協同作戰的盟軍：青藏隊西藏面上考察過程中，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3年里，他受國家科委和中科院委托，為青藏鐵路選線做沿途冰緣、凍土調研；90年代與青藏研究隊伍并軌，率領碩、博士生眾弟子參與青藏科考“攀登”項目，繼續跋涉在昆侖山、黃河源，年過花甲，風采依舊。

　　貢嘎山之后的目標更高，從北坡攀登珠峰隨即被提上日程。賀老總再次強調將體育運動與科學考察相結合，指示建立綜合隊伍，并且召集地質、地理、氣象、衛生各部門和軍隊負責人會議，親自部署。自此以后，登山科考形成固定模式，互補雙贏：在常人難及的高處，登山健將代為采標本、做實驗，科考人員例行工作之外，則于突擊登頂期間全力協助，共襄盛舉。踐行半個世紀，成果斐然，尤顯當年決策之英明。當年決策時國家窮，或許還出于節省經費的考量，反正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吧，但是到了2005年，又一次珠峰測高的大規模行動，早已告別資金短缺，仍是登山加科考組合，足見其科學性和可行性，因而具有持久性。國家體委和中國科學院這兩個形象反差較大的機構，反倒成為不時牽手的親密伙伴，多少年來傳為美談。

　　出于物質條件的考量是有道理的，因為囊中羞澀，不惟《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難以落實，緊接著三年困難時期，正在進行中的國家大項目也難乎為繼，例如擬議中的青藏鐵路下馬，南水北調擱置；1960年開始、1962年中止的西藏考察亦可算是一例。此次考察活動，本由中科院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簡稱綜考會）組織，上百人的“國家隊”規模空前，尚且如此，其情可知。當時或有中印邊境緊張因素，但戰事為時不久，且限于局部地區，之后再未重啟，與后續支持乏力不無關系。

　　中科院西藏綜合考察隊由多個研究所、大專院校及生產部門科技工作者組成，下分自然條件、農學、畜牧、水利、地質、經濟等專業組，依據任務需要又組成藏南、藏北兩個分隊和經濟、鹽湖地質兩個直屬小隊，于1960年、1961年間對西藏重點地區進行了野外綜合考察。1963—1964年進行室內總結，編寫《西藏農業概況》《西藏南部地區林業考察報告》《西藏那曲、日喀則、江孜地區畜牧業考察報告》《西藏地區的超基性巖及其鉻尖晶石類礦物特征》《西藏中部的植被》以及綜合考察論文集，1964—1966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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