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瑞士科學家阿伽西在阿爾卑斯山麓的下鷹冰川著手測量冰川運動，19世紀中葉的世就多了一門新學科，后來的冰川學家把阿爾卑斯的古冰川、現代冰川研究得足夠透徹，從古冰川堆積物中研判歸納出地質第四紀的四次大冰期循環，事關地球環境演化過程的冷暖交替。中國科學界跟進較晚，直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地學前輩李四光先生最早關注中國的古冰川，寫下《冰期之廬山》等論文，為半個世紀后圍繞廬山及多地冰期的大討論埋下了伏筆。然而長久的戰亂和動蕩的社會，何談學科發展，其結果僅止于紙上談“冰”，所以中國現代冰川學正式發端注定要等到1957年：一邊是崔之久在高原東部貢嘎山單兵作戰，一邊是在高原北側祁連山，施雅風率領大兵團出征。隨后十年間，一舉登臨珠穆朗瑪、希夏邦馬、念青唐古拉等巨峰，冰川考察成為每一次登山科考必不可少的重頭戲。

　　這一年，地理學家施雅風初識祁連。其時身份，是中科院地學部副學術秘書，兼任全國第一次科學技術長遠規劃編制工作的地學組秘書；此行目的，是為撰寫自然地理區劃草案充實資料，其中對于冰川作用及其分布范圍的調研，又是必做的功課——祁連山脈橫亙數千公里，20世紀中期氣候寒冷，冰川總量較今為多，體量亦大，置身于冰與雪的世界，施先生贊嘆之余，不由得心生一念：坐擁固體水庫寶藏，受益的卻只有“金張掖、銀武威”小片綠洲，河西走廊大部地區干旱缺水，冰雪資源有沒有可能被善加利用，哪怕只是解決農田灌溉用水呢！野外歸來蘭州匯報中談到這一點，省領導深有同感，認為值得一試，當即發出邀請。中科院非常重視這一院、地合作大項目，委派施雅風挑選地理所、大氣所、地球物理所專家，從北京趕赴蘭州；那一邊，甘肅地方也迅速調集人馬：所在地縣領導和科研、生產部門骨干，蘭州大學、西北師范大學等高校師生，聯合組建中科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隊（簡稱冰雪隊），一下子召集起兩百多人。兵分七路，3個月時間里，共攀登冰川60條，建成多個冰川觀測站、氣象站和黑化冰雪試驗站——試驗用煤灰和草木灰人工“黑化”冰雪。時值1958年，“三面紅旗”正如火如荼紅遍大地，從組織到實施，一切行動都帶有時代印記：“大會戰”規模，“大躍進”速度。

1976年拍攝的祁連山老虎溝冰川氣勢磅礴 引自施雅風主編《中國冰川概論》，1988

 
1958年春夏之際，道爾古辛（左）、施雅風（右）行進在祁連山托來山南麓 蒲健辰/供圖

　　急用先學，速成式培訓，蘇聯冰川學家道爾古辛現場教學，第一堂課就設在祁連山七一冰川跟前，洋教授介紹冰川學基礎知識，指導插花桿測量方法。教材有一本，俄文的《現代冰川考察指南》已被譯成中文。開設的課程另有地形地貌考察，由施雅風主講；氣象觀測則由大氣物理學家高由禧主講。

　　就這樣，從七一冰川到雙支冰川、烏蘭達吾冰川、瓦奧寺冰川，從路線考察到定點觀測，一年下來，《祁連山現代冰川考察報告》成稿，滿足了省領導“當年考察、當年出書”要求。而祁連山冰川群，就此成為中國冰川學策源地。

　　遺憾的是第二年各地主導融冰化雪的努力并未奏效。此前當地人曾在冰雪上撒土石屑以促使融化，用來澆灌田地、緩解春旱；相傳舊時軍閥馬步芳淘金，為解決用水難題，也曾用草木灰“黑化”過冰雪，看來這一經驗或在局地小范圍管用，想要大面積推行，無異于杯水車薪無用功。

　　以上情況主要來自冰川學家鄭本興的訪談追憶，當年他畢業于南京大學地理系，工作在中科院自然區劃委員會，跟隨施雅風先生參加冰雪隊。親歷“黑化”祁連冰雪過程的王樹基，當時還是蘭州大學大三學生，與三名同學一起被選拔為冰雪隊隊員。頭一年學習考察，次年春季行動開始，先是在酒泉地區一條大冰川前建立半定位站，進行以河道沙石融化冰川與河冰試驗，收效甚微；夏季里重型轟炸機出動，做轟炸冰舌試驗，但是投擲了兩枚炸彈，冰舌也沒能像預想的那樣垮塌，只不過炸出兩個大洞，第二天又重新冰封。多年后追憶往事，他不由感慨道：為當地造福的愿望出發點是好的，敢想敢干，大搞群眾運動也是當時的作風，但是真正解決大西北干旱困境，還是需要講科學，另辟蹊徑。文見王樹基《鬢霜雪白憶當年》，收錄于《求實創新 偉業卓著——恭賀施雅風院士九十華誕文集》，中國科學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主編，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 年5 月版。

　　說是無用功也不盡然，失敗的僅限于“黑化”冰雪的嘗試，當盲目熱情退盡，只剩下科學本身，甘肅地方收獲了長遠利益：為本省也為所在大西北干旱區、為毗鄰的青藏高原，吸引來以施雅風為首的一大批高端科學人才，紛紛舉家遷至蘭州，相應科研機構設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并行，直接或間接推進了當地經濟社會和科研教育事業的發展成長。有這樣一支國家隊存在，也為后來西部大開發國家戰略提供了智力和科技支撐。以蘭州大學為首的一眾高校作為“近水樓臺”，率先獲益，一方面密切合作參與諸項科研課題，一方面源源不斷為科研機構輸送人才。

　　中國冰川學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凍土學猶如孿生兄弟，同時呱呱墜地。1960年，施雅風奉命籌建冰川積雪凍土研究所，人員組成中有北京來的專家，有從冰雪隊里選留的學生，均非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北京來的專家有鄭本興、唐邦興、杜榕桓，經受過冰雪隊歷練的有蘇珍、李樹德，這二人畢業于西北師大自然地理專業，當李樹德聽從安排改學凍土，一開始連凍土是什么都沒聽說過。那時全中國留學蘇聯攻讀冰川和凍土的不過三幾位，真正的專業人才謝自楚，剛畢業就分配到蘭州大學任教，另一位周幼吾，則被施先生從北京調至本所任凍土組組長。

　　凍土研究之被提上日程，與國家建設息息相關。已建青藏公路需要改造，擬議中的青藏鐵路需要評估——中低緯度、高海拔地區的凍土與蘇聯的極地高緯地區凍原差別很大，后者凍土層厚達600米，溫度常年低至-8 ℃以下，路基穩定，足可承載鐵路運行，而青藏高原凍土層厚薄不均，不少路段常在0 ℃上下徘徊，直接影響到鐵路選線：走青藏抑或走川藏，討論了許多年，多方權衡后首選青藏一線，凍土問題能否解決是拍板關鍵。還有同屬國家大項目的南水北調西線工程，同樣存在凍土問題有待查明。

　　凍土組創業當年，周幼吾即率隊參加青藏鐵路科研大會戰，負責西大灘—昆侖山埡口段凍土工程地質調查。定點研究的凍土觀測站，是與西藏交通科學研究所合作建立的，地點選在唐古拉山南麓、青藏公路以西的土門格拉煤礦，海拔5000米，冬季最低溫可達-40 ℃，永久凍土層可達百米之厚。1962年起3年里，冰川凍土所科研人員出動，首次在高原凍土區進行輻射觀測、凍土力學試驗和凍土物探工作，同時承擔的工作還有一樣：開采過程中井下安全措施的研究設計，避免凍土煤層掘進中易發的塌方冒頂事故。外業結束后，留守4～5人，轉入常規工作：負責5個凍土場地、1個氣象觀測場所的氣象要素、凍土地溫和物候變化的觀測記錄，春夏秋冬不間斷。那時礦上條件極其艱苦，四季不見青菜，唯有方便運輸、方便保存的黃豆和海帶。高寒缺氧中年復一年地堅守，說是半年一輪換，其實做不到，許多人一待就是一年以上，李樹德時間最久，23個月。1965年秋季上崗半年多，左等右等不見來人接班，原來是“文革”開始，科研工作無人問津。1967年9月終于“下山”，所里安排他去青島療養院休養。三個月里，李樹德胃口大開，“醉氧”狀態也讓他每天昏昏欲睡。青島醫學院得知此事，前來邀請做活教材——作為低地人類在高原長期極限生存的標本，此君里里外外都被直接觀察或被心電圖、X光等一切檢測手段所顯示——臉色為何黑紅，嘴唇為何青紫，心室因何擴大，還有脈搏、大腦、肺部、腸胃的種種異常，綜合癥狀說明了什么？典型的“高山適應不全癥”！

攀登在祁連山冷龍嶺冰川

兩個年輕人：蘇珍和許世遠

祁連山地貌考察

探測柴爾龍海子

祁連山考察期間的蘇珍

冰雪隊部分隊員合影

　　這組珍貴圖片，是由蘇珍先生保存提供的，為后人留下了中國冰川學初創階段的情景和一個群體的青春記憶。

　　1963年的青藏公路還是簡易土路，施雅風率隊前來土門格拉檢查工作，五道梁，唐古拉，幾百公里凍土帶上，親見歷經夏季熱融、冬季凍脹的路面凹凸不平，俗稱“翻漿”，都是凍土作的“怪”。土門格拉之后到拉薩，西藏交通部門的總工找上門來，說川藏公路波密段，常有冰川暴發，沖毀公路，你們搞冰川的，能否去看一下，想一個整治的辦法。

　　新學科泥石流及其治理，就這樣不期然“撞”過來，施先生笑稱為“遭遇戰”，后來成為他一向倡導的“以學科帶任務，以任務促學科”范例。

　　此前西藏人并無“泥石流”概念，連工程技術人員也只稱其為“冰川暴發”。在交通廳總工程師楊宗輝陪同下，施雅風一行去了藏東波密境內的古鄉。318 國道川藏公路通過的地方，每年多發泥石流，屢屢阻斷交通。1963年尤甚，就在現場踏勘過程中，泥石流頻發，就好像專為考察者演示。施先生和楊總工達成合作考察方案，回到蘭州，立即著手組織隊伍，當年分配進所的五六位本科生，不論專業出身，全部進入該領域；施先生還請圖書資料部門幫忙查資料，英文的、俄文的，居然找到蘇聯專家《泥石流及其防治》專著做教材。經過數月強化學習即上陣，野外也是大課堂。

　　第二年，當施先生挾著攀登希夏邦馬峰的“余威”而來——當年小同事章書成在回憶中這樣形容恩師前輩之風采——他們已在波密縣古鄉扎營倆月，大本營豎起“中國科學院冰川泥石流考察隊”大標牌，一桿測量紅白旗迎風招展；沿2800～4300米海拔高程建起三處營地、三個氣象站、兩個冰川水文站、一個冰川站，測繪組則布設了三角控制網。施先生冒雨攀爬，把所有站點全部走過。我國第一篇泥石流論文《西藏古鄉地區的冰川泥石流》在《科學通報》1964年第6期發表，作者施雅風、楊宗輝、謝自楚、杜榕桓。

　　再一年，繼續協同作戰，施先生組織冰川所和植物所、西北大學、河海大學，以及西藏交通和水文總站等單位，10多個專業40余位專家，另有醫務后勤人員、解放軍一個警衛班，再赴古鄉，加上當地協助工作的藏族百姓，總計達百人之眾。有研究，有治理，兩年野外工作，論證了古鄉泥石流成因、潛在的泥石流物質儲量，通過觀測資料和簡易的現場水槽實驗，提出阻力特征及防治對策。

　　施先生別出心裁，通過國家科委邀請上海科教電影制片廠拍攝紀錄片，片名就叫《泥石流》，全國熱映。我還記得年少時觀看此片的情景，銀幕上的泥石流滔滔而來，奔涌而下，排山倒海，摧枯拉朽，既壯觀又恐怖。聽說此片后來在某電影節上，拿到了一個國際金獎。從此，不僅西藏人，全國和全世界都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洪水、地震、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在青藏高原某些地段，還有泥石流為害甚烈。

卡貢弄巴（古鄉）冰川泥石流（1：110000）杜榕桓繪制并文，引自《青藏高原地圖集》，1990

　　古鄉溝（又稱卡貢弄巴）位于西藏波密縣以西37公里處，主溝長6公里，系古代冰川塑造而成。冰川退縮后，在圍谷內留下厚達300 米的冰磧物，總儲量達4億立方米。古鄉溝上游區最高處海拔6336米，下游最低處海拔2600米；其中4500米以上山地常年積雪，并發育有6條現代冰川，冰川總面積4.38平方公里。當冰雪融水和降雨同圍谷中的冰磧物匯聚，憑借陡峻地形，極易轉化為泥石流，從而形成國內外罕見的一條大型冰川泥石流溝。

　　自1964—1965年由中科院冰川凍土所與西藏交通部門聯合進行古鄉泥石流綜合考察和定位觀測以來，相關監測研究工作持續至今。

　　冰川、凍土、泥石流，三學科創建一氣呵成，集中在短短幾年里。到后來各自如何成長壯大，在基礎理論研究尤其生產建設中如何發揮作用，可謂一言難盡。各自所達到的制高點，有一現象似可佐證：三學科各有院士當選。半個多世紀里機構調整，蘭州分院內部分分合合，研究所名稱不時更換，冰川凍土所與沙漠所、高原大氣物理所合并，更名為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泥石流專業則整體轉崗至成都地理所，后來更名為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不變的是施雅風先生諄諄教導的“學科為生產服務”的宗旨，是“無私奉獻、不斷創新、勤懇實踐的施雅風精神”（劉東生語）。

　　1963年即在施雅風先生門下就讀研究生的季子修，搜集了各媒體報刊書籍中對先生的種種榮稱，計有“中國冰川學開拓者、奠基人”“中國現代冰川之父”“中國冰川學泰斗”等等，然而劉東生院士則認為這些稱道均不足以概括其科學貢獻。2005年3月，施雅風院士獲得“甘肅省科技功臣”榮譽后，劉先生接受《科學新聞》采訪時有一番評價：“他是中國地理科學，特別是自然地理學等領域的開拓者和領導者之一。他有一種值得大家尤其是年輕人學習的無私奉獻的精神、不斷創新的精神、勤懇實踐的精神，歸納起來應該稱之為施雅風精神。”文見季子修《與地理界一位偉人的接觸》，收錄于《求實創新 偉業卓著——恭賀施雅風院士九十華誕文集》，中國科學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主編，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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