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藏網訊 今天是九一八事變87周年紀念日。87年前的9月18日，日軍侵入我國東北，中國人民開始了長達十四年的抗日戰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讓全體中華兒女進一步形成牢固的命運共同體，凸顯出國家認同和民族凝聚力。

　　在全民族前赴后繼的抗戰救亡隊伍里，藏族同胞不僅沒有缺席，還做出過巨大的貢獻。發跡于今西藏自治區昌都市芒康縣的邦達昌，就是“以商抗日”的代表。

圖為茶馬古道和馬幫（翻拍自中國茶馬古道西藏鹽井歷史文化展覽館）攝影：楊悅笙

　　從康巴平民到貴族巨商

　　邦達昌原為西藏芒康的一個家族，據研究，“邦達”本為地名，后被家族用作族名，“昌”則為家族之意。

　　“邊銷茶”，舊時指云南大理和四川雅安所產的茶葉，這種茶通過滇藏線和川藏線運入西藏，進行“茶馬互市”，其所經之地成為西南地區經濟最活躍、族群交往最頻繁的區域。而芒康正是茶馬古道進藏的首驛，滇藏線和川藏線在這里交匯，邦達昌正是在這種馬幫鈴聲不絕于耳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

　　邦達家族最早只有一支很小的馬幫，在云南德欽和西藏芒康之間走貨，之后生意逐步發展到昌都。據劉曼卿等人的記載，到邦達尼江這代人時，因與鄰族火拼，尼江遂出走衛藏，輾轉到印度經商，在印藏貿易中逐漸壯大。

　　20世紀初，十三世達賴喇嘛出走印度時受到邦達尼江父子的救濟和庇護，這使二者結成牢固的同盟，邦達昌因此獲得西藏地方政府的出口特許權。除進出口商貿外，邦達昌還開展匯兌、信貸等金融業務，甚至染指地方賦稅，被十三世達賴喇嘛破例封為貴族，成為近代西藏地方最大的巨商之一。

圖為邦達家族在芒康的故居。攝影：王娜

　　西藏遭難 川康重振

　　據劉曼卿的《康藏軺征》記載，邦達尼江晚年因權勢過大，遭人嫉妒，被刺身亡。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后，因一系列政治事件，邦達尼江的三子邦達多吉與噶廈上層反動勢力分道揚鑣，起兵出走，落腳川康。

　　作為南方絲綢之路的一部分，1840年以后，在茶馬古道上運輸的商品已不限于內地茶絲和藏區特產，通過印度、尼泊爾運來的西方工業品也開始在茶馬古道上流通，加之帝國主義的滲透，尤其是英印茶葉大行其道，西藏與內地傳統上的茶馬貿易被嚴重削弱。

　　在這個背景下，川康商幫卻頑強地生存、壯大，尤其在邦達昌落地西康后，川康民族資本開始崛起。據美朗宗貞研究，1940年前后，以康定為中心的內地與西藏貿易開始大量恢復，邦達多吉敏銳地抓住這一時機，在康定設立了“邦達昌商號”，與仍在西藏管理進出口貿易的兄長邦達養碧（亦寫作邦達養丕）東西呼應，邦達養碧從印度進口布料、百貨等，而邦達多吉在康定經營茶葉、藥材，連接加爾各答、噶倫堡、西寧、上海、成都、南京等地，形成了商業網絡。1942年，邦達多吉與格桑悅西、劉文輝創立康藏茶葉公司后，幾乎掌控了康藏的茶葉貿易。可以說在邦達多吉的經營下，邦達家族在川康實現了復興。

　　以商抗日 開辟國際通道支援大后方

　　邦達多吉不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風云變幻的歷史關頭，他的家國情懷也得以彰顯。早在邦達多吉起兵反抗噶廈時，就曾向中央提出要維護祖國統一，驅逐帝國主義在西藏的勢力。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路過康區時，邦達多吉就曾支持紅軍，并出任甘孜中華蘇維埃博巴政府財政部長。

　　日軍全面侵華后，邦達多吉曾向國軍表示，國難當頭，匹夫有責，愿赴疆場。當時，日本有針對性地對中國實行了海路封鎖，在大后方物資已經非常匱乏的情況下，日本企圖進一步切斷中國大后方物資往來和接受援助的渠道，以迫使中國政府屈服。

　　據美朗宗貞研究，在這種形勢下，邦達多吉與邦達養碧攜手開辟了印度經西藏直通川、滇的騾馬運輸的國際通道，調動了邦達昌在印度加爾各答、噶倫堡的商業機構，以拉薩為轉運中心，在昌都、芒康、巴塘、成都、重慶、昆明、麗江、中甸等地設立轉運站，從印度購進大批棉紗、染料、藥品、皮革、毛料、布匹等抗戰物資，由印度經康定、麗江，發往昆明、成都、重慶。邦達昌家族還大力號召康巴地區的藏族商人支援抗日戰爭，此舉掀起了康區以商抗日的熱潮。

　　據有關統計，邦達昌家族在抗戰期間通過茶馬古道運輸抗戰物資近2億美元，與盟軍的“駝峰”航線一道，有效支援了西南大后方。邦達昌家族的抗日救亡行動是藏族同胞支持、參與抗日戰爭的具體案例，在抗戰過程中，做出巨大貢獻的藏族同胞還有很多，他們的貢獻應該被后人銘記。（中國西藏網 記者／楊悅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