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隨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推進，中國大陸的解放指日可待。在西南地區的川、康、云、貴諸省相繼解放后，解放西藏已成為當時的大勢所趨。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根據國際國內和西藏形勢，高瞻遠矚地考慮了解放西藏的時機和策略問題。

　　圖為1949年1月1日《人民日報》第1版刊登的新華社社論《將革命進行到底——一九四九年新年獻詞》。圖片來源：中國軍網

　　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中明確提出，“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后勝利”。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真誠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驟，粉碎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陰謀，“將革命進行到底”。

　　1949 年2 月，毛澤東在西柏坡與斯大林特使米高揚見面時談到，“西藏問題也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于魯莽。因為，一是交通困難，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麻煩也比較多；二是民族問題，解放西藏需要時間，需要穩步前進，不能操之過急。”

　　一個月之后，即3月5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確定了今后以天津、北平、綏遠3種方式解決敵人的方針，并要求各野戰軍領導人“注意和學會用不流血的斗爭方式”解決問題，這就為后來包括西藏在內的一些省區的和平解放指明了方向。

　　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中央對解決西藏問題的考慮和籌劃也逐漸明晰具體。1949年8月6日，毛澤東在給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的《關于解放西北方針的指示》電報中指出：在解放蘭州及西北各地的斗爭中，要“十分注意保護并尊重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

　　10月13日，毛澤東主席擬定的《關于西南、西北作戰部署》的電報中，正式明確西南局負責“經營云貴川康及西藏”，并重申“西南局的分工是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分任第一、第二、第三書記，賀為（西南）軍區司令員，鄧為政治委員，劉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由于西北地區的寧夏、甘肅、青海、新疆在9月底前全部解放，加上從青海去西藏的道路較平坦、班禪及其一行又在青海等原因，毛澤東于11月23日致電彭德懷指出，“就現在情況看來，應責成西北局擔負主要責任，西南局則擔任第二位的責任”。“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當然不只有西北一路，還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則應著手經營西藏”。也正是這一天，毛澤東、朱德復電班禪額爾德尼，表明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定能滿足西藏人民要求回到祖國大家庭的愿望。

　　12月30日，彭德懷致電中央，稱經過對入藏道路、氣候、出產等情況調查后，認為從西北進藏途中到處有大雪山阻隔，一年只有4個月時間可通行，筑路、屯糧等準備工作需要兩年時間。總之，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難甚大，難以克服。因此建議從西南方向進藏。

　　圖為1950年1月2日，毛澤東關于四月中旬進軍西藏問題的建議給中央和彭德懷、鄧小平、劉伯承、賀龍的電報（節錄）。圖片來源：中央檔案館

　　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接此電后，于1950年1月2日電告中央并西南局、西北局，指出解放西藏的意義重大，“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既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要求西南局確定入藏的部隊及領導經營西藏的負責干部，并對組織進軍的各項準備工作提出具體意見。

圖為1949年初冬，結束湘南戰役后的二野大軍在進軍大西南的途中。翻拍：孔夏

　　西南局根據黨中央、毛澤東的電示精神，立即研究提議：“以二野之十八軍擔任入藏任務，以張國華為統一領導的核心”。“在康藏兩側之新青兩省及云南鄰界各駐防兄弟部隊，如可能時則予以協助”。10日，毛澤東復電完全同意西南局的計劃，并指出“經營西藏應成立一個黨的領導機關”，“責成他們負責籌劃一切”。

　　１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政治委員鄧小平，在重慶向十八軍軍長張國華、政委譚冠三和部分師以上干部傳達了黨中央、毛澤東關于解放西藏的指示和西南局的決定，部署進藏工作，要求部隊勇敢地擔負起這一任務。劉伯承、鄧小平還發出指示，要求第二野戰軍全軍以一切可能的力量支援十八軍進軍西藏。

　　１月24日，中央批準以張國華為書記，譚冠三為副書記，王其梅(軍副政委)、昌炳桂(副軍長)、陳明義(軍參謀長)、劉振國(軍政治部主任)、天寶(藏族)(全國政協委員)為委員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簡稱西藏工委)，并提出請西北局考慮是否還有其他人可以加入此委員會。

　　中共中央同時同意劉伯承、鄧小平提出的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４省區對西藏實行“多路向心進兵”，以收協力合擊之效的建議。西南局、西北局據此進行了認真的籌備。云南、青海、新疆軍區先后共組建了約3000人左右的進藏部隊，進軍西藏的序幕由此拉開。（中國西藏網 綜合/孔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