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軍（云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相繼采用“培育”“鑄牢”“打牢”等具有人工構設內涵的詞匯，持續性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這種通過政治主體有計劃、有目的地優化和完善政治社會秩序，建構集體認同的觀念和行為，是中國系統探索現代化道路的重要組成。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在現代化情境、歷史傳統與國內外約束下的現代性認同建構，包含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的雙重意蘊。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項重大的現代化事業

　　對于“統一多民族國家”而言，始終要處理的核心問題是實現政治理性化建制與社會規模的有機結合。西方民族國家建設的經驗，是把政治理性化建立在一元性國民身份基礎之上，用政治性的“民族”消弭多元的民族差異，從而實現規模與效率的有機結合。中國多民族與文明連續性，始終規約著政治理性化建制的方式，并構成后者的運行基礎與文化資源。近代以來，各種學習西方民族國家建設的經驗，無論是清末革命黨人的單一民族建國論，還是國民黨以漢族為中心的宗族論，或者忽視社會規模的歷史傳承，或者單一借鑒西方現代性觀念，均無法為傳統文明尋找合適的政治秩序而流于失敗。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與建設理論，對內推翻階級壓迫和剝削，對外實現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為統一多民族國家賦予了領土主權、人民性國民身份與大眾性民族認同的政治內涵，從而實現了傳統中國歷史文化認同向現代國家認同的轉化，這是中國在“站起來”階段的一項重大現代化成就。

　　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逐步走向“富起來”的歷史階段，在馬克思主義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理論指導下，致力于推進各個民族的繁榮和發展。隨著民族意識的不斷高漲，民族權益邊界的顯性化與中華民族共同性增長并存，中華民族作為凝聚各民族、培育一體化共同體的基本政治觀念與政治社會機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重要面向。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創新性觀點，并在2021年8月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中，明確將其作為黨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主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國家治理和國家發展的重要目標。在中國走向“強起來”的歷史階段，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強化與鞏固，對內關系到國家治理的制度效能，對外則關系到全球治理的參與限度，因而具有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的雙重意蘊。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國內治理意蘊

　　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一種有機的關聯，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理解三者的關系，成為解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密碼，也是認識中國國家治理特定內涵的關鍵。

　　首先，中華民族是一個國家民族，不是簡單的歷史演化與民族交融的自然結果，需要現代國家治理制度的堅實支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國家構建一體化的現代觀念和制度構設，塑造中華民族作為各民族的共同體認知與情感。這就需要通過憲法和黨章等政治法律性綱領，確認中華民族作為各民族認同的共同體符號，需要通過國家的政治社會化機制，強化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形象，尤其需要通過一體化的制度設計與政策措施，逐漸推進國家的有效整合。

　　其次，中華民族不僅是一個國民共同體，而且還是一個多民族的民族聚合體，中華民族的雙重屬性決定了現代化建設必須直面社會規模的內在約束。不同于西方“族”與“國”基本同構的歷史過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社會規模始終構成中國現代化的內在約束。一方面，國家整合必須直面社會規模治理難題，其中包括族際關系的協調、公民身份與民族身份的整合；另一方面，國家內部發展不均衡與民族傳統活動區域的高度吻合，民族地區構成現代化建設的短板，區域整合成為影響民族與國家關系的重要參數。

　　最后，圍繞“五個認同”的價值體系，形成系統化的國家一體化的整合機制。西方中世紀向近現代社會的轉型，是在與傳統文化斷裂基礎上的政治理性化創新，擬制性“民族”觀念為政治秩序的重建提供了集體認同。中國的社會轉型并未導致文化的斷裂，文化連續性反而構成了政治秩序的底色。因此，與西方通過“民族”整合國民的單一路徑不同，中國形成了系統的整合機制。以“五個認同”為價值核心，中國形成了領土整合、國民整合、制度整合等多元化的系統性整合機制。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全球治理意蘊

　　在全球化時代，民族或者族裔共同體意識的凸顯，來自于兩個方面的動因：一方面是全球化放大了個體對于本體安全的基本需求，各種族裔、文化或者地區認同爭相復興，從而侵蝕了國家認同意識；另一方面，全球大變局導致國際競爭、對抗的因素趨于明顯，突顯了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的緊張關系。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離不開國際秩序環境的影響與約束，中國也必將在全球治理過程中，實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互聯共通。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回應了全球化時代個體對于本體安全與理性發展的訴求。無論是反全球化、逆全球化，還是各種地方性民族主義的興起，都沒有改變民族國家作為國際關系基礎性政治單元的事實，國家治理仍然要以實現人民性與維護（國家）民族性作為核心目標，穩固實現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同時，理性發展并不能取代情感共鳴與身份歸屬的意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通過強調國家民族的情感價值、精神意義與認同歸屬，為各民族的生息、繁衍和發展提供共有精神家園。

　　中國立足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發展中國家和文明大國的身份定位，繼續致力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通過國內治理的溢出效應，為全球治理提供成功的經驗。中國需要從負責任大國和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區域性大國的角色定位出發，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過程，為全球治理規則的制定和全球問題的解決提供中國經驗與中國智慧。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實質上擘畫了“強起來”之后的中國如何與世界相處的問題，而其中的答案則在于中國國內治理的“和合理念”、族際協調的“多元一體”思維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

　　總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的國家屬性以及文明古國的歷史涵養，決定了國內政治秩序的建構與全球治理秩序的塑造具有融通性和關聯性。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主導性政治力量與社會大眾相互動，建構政治社會秩序和集體認同的實踐，也就具有了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的雙重意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超越了以民族關系協調為主要內容的狹義民族事務治理范疇，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進行國家建設與國家治理的時代命題，將貫穿于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之中。

　　（本文系國家民委民族研究委托項目“復合現代性視域下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理論基礎與實踐路徑研究”（2020-GMF-027）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