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

　　與瀕危語言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是在2009年10月，我們一行八人到云南怒江州調查獨龍語。獨龍語是我國獨龍族所說的語言，使用人口不足7000人，由于沒有文字，獨龍語是獨龍族內部交流的唯一載體，通過口耳相傳記錄了獨龍族世世代代的滄桑變遷和文化記憶。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獨龍語的動詞會依據不同的人稱、時態發生形態變化。例如“聽”這個詞，“他在聽”的“聽”說成類似普通話“大”的音，“我在聽”說“當”，“我聽到了”說“當耳”，“他在聽”說“奪耳”或“奪弟”，這與現代漢語相去甚遠，倒是與英語、法語、俄語等有幾分相似。據學者研究，獨龍語是漢語的親屬語言，它就像一塊活化石般完整保留了漢語上古乃至遠古時期的特點，讓我直觀地感受到了一種古老而神秘的文化特質。

　　我是廣西南寧人，與父輩一開口就說南寧話不同，我在日常交往中使用普通話的幾率更高；當我離開家鄉，到北京上學、工作、定居，使用方言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且不會再教孩子說南寧話。同時我發現，在南寧的親友們也很少用方言與孩子溝通。一般來說，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的方言會較有活力，但越來越多的數據表明，大城市的方言也在經歷著與南寧話相似的命運。

　　有一項“各地本土出生人士方言使用情況調查”的結果顯示，在6~20歲能夠熟練使用方言的人群里，上海為22.4%，杭州為9.2%，蘇州全國最低，僅為2.2%。有學者調查發現，武漢有近70%的年輕人不會說方言；廈門、泉州等地40歲以上能熟練使用方言者高達92.6%，而10~19歲的青年約為58.5%，呈現出斷崖式下降。從2006年開始，多家媒體報道過北京土話欲申請文化遺產的消息。倘若連北京、上海、杭州、武漢、廈門等地的方言都面臨著傳承的危機，那么，當獨龍族人遠離家鄉、越走越遠時，獨龍語這樣的“小眾”語言是否會淹沒在汪洋大海里呢？

　　大約在2000年，我國學術界便開始關注語言瀕危問題，先是提出了“語言遺產”的概念，而后“語言資源”觀念應運而生，認為語言不僅是學術研究的對象，也是重要的社會資源、文化資源和信息資源。這意味著語言保護的范圍從瀕危語言、弱勢語言擴大到所有的語言，若以資源觀論，每一種語言在社會發展、文化傳承和信息交互方面都有其獨特的作用，無法被他者完全取代。中國是當今世界上語言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擁有漢藏、阿爾泰、南島、南亞和印歐五大語系的130多種語言，方言土語難以計數，內部紛繁復雜，因此我國語言調查保護的工作顯得尤為困難和艱巨。面對國家語言文字事業的召喚，我的導師，著名語言學家曹志耘教授率先轉變研究志趣，帶領我們走進田野，積極搶救祖國大地上的瀕危語言及其承載的文化碎片。

　　在使命感的驅動下，我們暫時放下了學理推演類研究，轉而直面語言保護問題的實踐性研究。一步一個腳印地艱難探索和跋涉，希望能趕在不計其數的語言方言以及它們所承載的文化消失前，把它們記錄下來，傳承下去。在這篳路藍縷的征程上，也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創性的重大成果：《漢語方言地圖集》實地調查全國930個地點，是首部全面反映20世紀漢語方言基本面貌的原創性語言特征地圖集；《中國語言文化典藏》首次明確界定了“語言文化”的內涵，對中國各地區的語言文化現象采取搶救性調查記錄，利用多媒體、數據庫和網絡技術對語言文化實態進行保存展示，2017年出版了20冊、計劃今年8月再推出30冊，通過圖文并茂的形式呈現全國37個漢語方言點、13個少數民族語言點豐富多彩的文化現象；《中國瀕危語言志》計劃出版50冊，與此前的語言志書不同，可通過手機掃碼收聽瀕危語言方言語料，既增強了互動性，也通過音像的方式永久保存了這些即將消逝的聲音。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語言保存的工作已基本完成，我國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語言資源庫（zhongguoyuyan.cn），匯聚了1700多個調查點的原始文件數據超過1000萬條，實現了全國各地區、各主要語種及其方言全覆蓋。在數字經濟時代，語言資源大數據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利用信息科學等前沿技術對包括各瀕危語言方言在內的語料開展科學系統的整理加工和開發應用，是當下重要而緊迫的任務。現在，除了語言學界以外，語音智能企業也在行動，嘗試將人工智能技術與影像創作結合，用語音合成系統實現方言配音和方言翻譯，這預示著科技的發展能讓瀕危語言在元宇宙里獲得新生。

　　進窄門、走遠路、見微光，“語保人”的幸事概莫如斯。

　　（本報記者 陳雪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