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文化拾趣】

　　第一位進入陜北紅區的女作家

　　——丁玲在洛河流域的文學活動與寫作

　　柏峰（陜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1936年9月，丁玲從上海登上西行的列車，到達西安，決心投奔陜北紅色根據地，尋找一個革命作家的精神歸宿。11月1日，在黨組織的安排下，丁玲經過三原、耀縣、宜君、洛川，沿著洛河北上，一路艱苦跋涉，到達保安。

　　丁玲到達保安后，進入洛河流域的紅色根據地，受到了黨的隆重歡迎。中共中央宣傳部在一孔窯洞里舉行了一個歡迎會。毛主席、周恩來、張聞天、凱豐、林伯渠、李克農等三十余人出席了歡迎會。丁玲走進會場時，周恩來熱情招呼她：“歡迎我們黨的好女兒回到家里來！”蔣祖林在《丁玲傳》里，這樣描寫道：

　　丁玲此刻只有一個念頭：到家了，真的到家了！歡迎會上，親密、和諧的氣氛更加深了她的這種感受。她感到這是她有生以來最幸福、最榮光的時刻，在這孔窯洞里，她幾乎見到了所有黨中央的領導人，她應邀在會上講話。丁玲無所顧慮，滿懷歡樂，第一次在這么多領導人面前講話。她講了她的追求與向往，講了她從事文學后的奮進，講了她被囚南京三年的斗爭，講了她初到蘇區的感受，就像從遠方回到家里的一個孩子，在向父親、母親那么親昵地喋喋不休地饒舌。

　　丁玲實現了多年的愿望，走進了一種新生活，全然不同她以前曾經生活過的那個世界，她覺得一切都很新鮮。在這里，人們全都充滿著革命的激情，洋溢著快樂的青春的活力。在這生意盎然的氣氛中，丁玲直感到歡快，也受到鼓舞。

　　進入陜北紅區，丁玲完全沉浸在投入母親懷抱的那種幸福的情緒中。作為一個作家，一個黨的文藝工作者，她也思考著紅色根據地的文藝工作。她認為，應該把紅色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組織起來，如同在上海那樣成立一個左聯一樣的文藝組織，這對促進整個中國的革命文藝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因此，丁玲向毛主席、周恩來、張聞天談了成立一個文藝團體的想法，得到了他們的贊同，并初步定名為“文藝工作者協會”。隨后，發布了“文藝工作者協會緣起”，發起人有丁玲、成仿吾、伍修權、李伯釗、徐特立、李克農、陸定一等三十四人。1936年11月22日，舉行了陜北紅色根據地第一個文藝團體成立大會。會上，大家討論這個團體的名稱，毛主席提出叫“中國文藝協會”，被一致通過。

　　丁玲擔任了協會主任，立即著手調查會員登記，通知各地各軍隊成立分會，擬定研究計劃等，同時在《紅色中華》報上創辦《紅中副刊》。她在《紅中副刊》創刊號上，發表了《刊尾隨筆》，作為代發刊詞，寫道：

　　有人說一支筆可以生死人命，那我們也可以說一支筆是戰斗的武器……我們要從各方面使用筆，用各種形式，那些最被人歡迎的詩詞、圖畫、故事等等，去打進全中國人民的心里，爭取他們站在一條陣線上，一條爭取民族解放抗日的統一戰線上。

　　毛主席在成立中國文藝協會大會上的講演里明確了協會的任務。從此，把文藝與祖國的前途命運聯系起來，把文藝與偉大的民族解放聯系起來，成為丁玲在洛河流域文學創作的鮮明主題。黨中央批準了丁玲當紅軍上前線的要求，丁玲跟隨楊尚昆領導的紅軍前方總政治部北上定邊。

　　北上定邊的旅途對丁玲來說，無疑是一次生活的深刻體驗與人生歷練，全然不同于城市的生活艱苦而新鮮的陜北風光，丁玲很快就寫出了散文《到前線去》，她描寫當時在洛河岸邊的行軍：

　　開始兩天全跟著洛川河走，一時間又爬到兩邊的懸岸上，這些路都非常險峻，牲口不能上去，得遠遠繞著河的對面，巖底下的小路走，大半時候還有許多爛泥，一些被太陽曬溶了的地方。后來的行程，便轉到山上了，越過了一嶺，又有一嶺，幾十里，幾十里看不到一個村莊。這些山都無樹木，枯黃的荒草，或是連草也看不到的那么無際的起伏著，一直延展到天盡頭，但這天是無盡頭的，因為等你一走到盡頭的山上，你又看見依舊是那一幅單純的圖畫鋪在你腳下了。這些地方有著一些奇怪的地名，但隨即就會忘去的。

　　實際上，丁玲他們進入了黃土高原上的白于山脈，沿著洛河走向定邊，她的感覺確實不錯，筆下洛河岸邊的景物也描述得很真切。如果沒有走過這條山道，肯定寫不出這樣準確的行程感受。說真的，時間已經過去八十多年，我自己驅車沿著白于山洛河岸邊的省級公路行走，還不時有類似丁玲當年的感受，尤其是她說的“一些奇怪的地名”，也是常常遇到。雖然有村名的標識牌高高豎立在路邊，卻不認識標識牌上的漢字。這些冷僻的字，常常過后就忘記了——到底是大作家，丁玲的藝術感覺很敏銳，文字表達準確——經過幾天連續行軍，他們到達目的地——定邊縣城外的紹溝沿——紅軍前方總司令部就駐扎在這里的小村莊。在紹溝沿，丁玲見到了紅軍前方總司令部的彭德懷司令員和任弼時政委。

　　這里靠近沙漠，朔風刺骨寒，滿目荒涼，生活極端艱苦，丁玲并不以為苦，愉快地感到四處都是勃勃生機。在《懷念成仿吾同志》里，丁玲筆下的白于山脈和定邊風物卻是那樣的優美而令人愉悅：

　　這天，太陽從東邊地平線冒出來的時候，我在一群新集合起來的一伙人中間，策馬東行。空氣很冷，很新鮮，路很平，塬上極少樹棵，偶爾看幾棵長不大的楊樹，滿天紅霞，不是燦爛如錦似火，到似從冰霜中冷凍過的那樣浮著一層既淡又薄的霧似的輕紗，籠罩大地，含著一種并不強烈的淡淡的溫柔，卻很能穩定我容易激動的心情。我極目寰宇，悠然自得，腦子里浮現出古代的詩歌，那些印證著此情此景的詩句，是多么豪邁和使人舒坦！這里是冬日，又似霜晨；是征程，又似遨游；是戰士，又似游子……蹄聲得得，風沙撲面，我如在夢中，如在畫中，只是從同志們那里傳來的歡聲笑語，才使我想到我是在哪里，正向哪里去！

　　這段包含著詩意的語言，表達出丁玲舒暢而高興的心情，也描寫出洛河流域白于山脈獨特的冬天的優美景致——真是應了一句話，一切景語皆是情語。人的心情喜悅了，眼里盡是好風景，丁玲此時就是這樣的心情，所以其散文作品也跳蕩著激動不已的情緒和一切美好的景致。在定邊，她參加了紀念廣州暴動九周年的群眾大會，會后，寫有《廣暴紀念在定邊》，發表在《紅中副刊》第二期上。

　　丁玲不但觀察周圍的山川樹木以及起伏不已的山脈，更多是觀察和深入了解紅軍戰士和紅軍將領。此時，丁玲對彭德懷觀察得那樣細致，彭德懷的一言一行她都看在眼里。她在隨軍南下途中的日記里這樣寫道：“沿途都沒有休息，只要一休息下來，便又擬著電稿或指示的彭德懷同志又已坐在人來人往的門邊寫著什么了。”“忽然從門外傳來一個有力的聲音，使大家都肅靜地聽著，這正是那坐在門檻上寫東西的前敵總指揮。”“我同著指揮部一塊兒行軍，有三天了，我還沒有看見他有一分鐘是想著別的。”“11點了，我還坐在火邊，借火光寫著日記，炕上已響起鼾聲……只有機要科不時送來一些電報給總指揮和政委，而這些電報，也是我每晚要看的。”她的著名散文篇章《彭德懷速寫》，生動地刻畫出彭大將軍的個性與神態：

　　他的臉色是看不清的，因為常常有許多被寒風所吹裂的小口布滿著，但在這不算漂亮的臉上有兩個黑的、活潑的眼珠轉動，看得見有在他那成人臉上找不到的天真的頑皮……昂奮的心都會在他那種最自然誠懇的握手里顯得溫柔起來。

　　“西安事變”發生后，彭德懷率紅軍主力開赴慶陽、西峰一帶，而后又南下至咸陽、三原、淳化。丁玲亦隨總指揮部南下。就此，丁玲離開了定邊，離開了洛河流域。在洛河流域，她還創作《保安行》七八篇作品，其中有《記左權同志話山城堡之戰》《一顆沒有出膛的槍彈》等篇章，后來，丁玲收集整理成《北上》《南下》等作品，準備出版，因為戰事緊張擱置起來——雖然，丁玲在保安，在洛河流域的這段時間并不算長，在黨的關懷下，在毛主席的指導下，卻是她文學創作一個新起點，一個轉折，也是她文學藝術風格發生巨大變化的歷史時期，為今后的文學創作奠定了強大的思想基礎，堅定了文學為人民、為中國革命事業服務的正確的文學創作方向。因此，在保安，在洛河流域的丁玲的文學活動與創作值得認真研究和總結。

　　就在丁玲跟隨紅軍主力南下到達慶陽的時候，收到毛主席用軍事電報發來贈送她的《臨江仙·給丁玲同志》：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這首詞充分表達了毛主席對第一位進入陜北紅區的女作家丁玲的高度評價和極高期望。正是從革命需要的角度，毛主席把文藝抗戰所能起的作用看作同軍事力量的增長同等重要。毛主席一生創作的詩詞中，題目中寫明“給某同志”的，只有《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和這篇《臨江仙·給丁玲同志》而已，而這兩首詩詞，都是在洛河流域的保安寫的，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