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志忠（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青島研究院教授）

　　編者按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這為我們在新時代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指明了努力方向。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當下文學創作的底氣、本色和源泉，是促進當代文學健康發展的重要資源和不竭動力。當代文學創作應該如何在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開拓創新？面對新的時代環境，傳統文論如何保持鮮活性和有效性？我們專門推出兩篇專家筆談文章，對這些問題進行探索和闡釋。

　　長篇小說《白鹿原》寫“仁義白鹿村”，以關隴學派最后一個大儒朱先生和維持鄉村古老秩序的老族長白嘉軒為兩翼，展現關中平原的命運浮沉與文化興衰。圖為電視劇《白鹿原》劇照。資料圖片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語境下，儒家文化煥發著巨大的生命力，向今日世界展現著中華文明的燦爛與輝煌，顯示其所蘊含的人類共同價值。矚望全球，各種棘手問題相互交織、重疊，仁者愛人、大同世界的理想顯得更加難能可貴。中國文學要對話世界，要學習人類的先進思想藝術成果，更要傳承歷史悠久的精神血脈。就像魯迅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

　　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文學，對于儒家和孔子，有一個逐漸認知、峰回路轉的曲折歷程。改革開放初期的文學創作，從改革的角度對文化傳統進行探索和思考。賈平凹的《雞窩洼的人家》批判男耕女織、夫唱婦隨的傳統觀念，新的生活觀念、生產方式和家庭的重組，顯現出農村的新氣象。王安憶的《小鮑莊》對“仁義小鮑莊”人際關系在溫情脈脈的“仁義”面紗下的扭曲異化進行了深刻剖析，用力頗深。這成為文壇的主導話語，也不失為文學的新風。

　　這時，汪曾祺提出“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聲稱自己大概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他將仁義的理念與現代人道主義接通，參與人類共同價值的建構，卻是另辟蹊徑，激活了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的對接。他在《大淖記事》《歲寒三友》《晚飯花》等作品中，開拓出新的精神境界。

　　還有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黃土高原上雙水村的寒窯中，一派父慈子孝、兄弟怡怡的田園景象。時代在變，兒女一代的孫少安和孫少平、田曉霞和田潤生，都走出與父輩的人生大相徑庭的道路。但兩代人之間并沒有強烈的沖突，恰恰相反，辛勞一生見多識廣的父親，永遠是兒女們的精神支柱，孫玉厚、田福堂、田福軍等皆是如此。這種儒家思想中理想的其樂融融的家庭生活圖景，讓人聯想起《禮記·禮運》：“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在同一時期文學作品中父子兩代關系的描寫上，反思、叛逆、對抗等還居于主導地位，路遙被指責為觀念“過時”，然而時至今日，《平凡的世界》仍然不減其光芒。

　　20世紀90年代的時代命題，從歷史的反思與現實的變革，轉換為市場經濟的確立，對拜金主義、唯利是圖的反撥，需要汲取強大的精神資源，仁義、誠信、尚禮等命題的價值凸顯，儒家文化再度走向前臺。陳忠實長篇小說《白鹿原》寫“仁義白鹿村”，以關隴學派最后一個大儒朱先生和腰桿直、心氣旺、全力維持鄉村古老秩序的老族長白嘉軒為兩翼，展現關中平原的命運浮沉與文化興衰。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對于歷代信守、傳承儒家文化傳統的名流大儒進行深度描寫，從黃州流放的蘇東坡掙脫精神束縛撰寫前后《赤壁賦》的幡然醒悟，岳麓書院中朱熹及其弟子們切磋學問不舍晝夜的繁忙身影，到藏書樓寧波天一閣建造者范欽的良苦用心，提出尋找“人文精神”的良策。唐浩明寫清代理學名臣的《曾國藩》風靡一時，劉斯奮講述明末江南儒生士子錢謙益、黃宗羲、冒辟疆等應對民族巨變的《白門柳》斬獲茅盾文學獎，這都是三卷本的大部頭，是內容決定篇幅，對儒家文化的描寫已經成為博大氣象。

　　賈平凹世紀之交的寫作轉型，是具有典型性的。1998年問世的《高老莊》，主人公名為子路，當有深意藏焉。這位現代人子路是大學里的語言學教授，回到故鄉高老莊，要搜羅當地散落的古碑，要調查家鄉的方言，這是其文化責任感使然。《秦腔》中的鄉村圖景凋敝敗落，年輕人紛紛外出打工，但是清風鎮上白雪和夏天智對秦腔藝術的堅守毫不動搖。《古爐》和《山本》展現了對傳統文化的定力，貼近日常生活，如水潤物，溫暖人心。

　　儒家學說基于傳統的農業文明，也對明清以降的新興商業產生決定性影響，形成特有的儒商文化。朱秀海的長篇小說《喬家大院》和《兵臨磧口》就寫出晉商的儒學底蘊。《喬家大院》的主人公喬致庸潛心向學，本來的念想是走科舉之路，以才學報國，因為兄長亡故，承受父命棄文從商，將儒家文化融入經商之道，以仁義之心、誠信之道，為實現“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理想打拼一生。《兵臨磧口》的主人公程晉元，是晉西北商會會長，黃河邊上古老通商口岸磧口鎮的主心骨。為了維持動蕩歲月中的商業繁榮，這位頗有道義感的商人，仗義疏財，敢作敢當，卻因為善良本性無法揣度來犯日軍的慘無人道而招致全鎮的毀滅，最終舍生取義，走上殊死相拼的戰場。無論尋常歲月還是強寇入侵，晉商精英們都無愧于腹中詩書和胸中境界。

　　走向傳統文化，接續儒家命脈，讓許多當代作家走向歷史深處。山東是儒家文化的發祥地，在對儒家文化價值的開掘上收獲頗豐。楊義堂以傳承儒家文化為己任，在廣泛搜求史料的基礎上，先后推出長篇紀實文學《大孔府》《魯國春秋》《千古家訓》，柏祥偉的長篇小說《仲子路》則以寫實加虛構相結合的方式，為孔門勇士子路立傳，讓在典籍中以數個片段出現的子路有了完整的文學形象。

　　論及當代山東文學，就不能不說到張煒。張煒被稱作是“一生都在行走”的作家。一方面，他走遍膠東大地，足跡所至，皆有華章；另一方面，他又始終和傳統文化不離不棄，寄予深情。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問世的《古船》，在文壇產生重大影響，主人公隋抱樸的許多行為，骨子里有儒家的仁愛與擔當。每當村子里的粉絲廠面臨“倒缸”危機行將給村民造成經濟損失時，一向行事怯懦、畏縮不前的他，都會出面“扶缸”，化險為夷。張煒越是前行，越是體會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日漸沉醉其中。他表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是一種信念，要用一生去落實和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