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秭歸縣歸州鎮政府廣場前，“橘翁”章文才的銅像背對長江，面朝滿山柑橘。這是當地果農自發為華中農業大學（以下簡稱“華農”）教授章文才塑造的，承載著靠柑橘過上幸福日子的百姓對華農人的滿滿敬意。

　　章文才的銅像是2002年端午節揭幕的，1萬余名果農自發從四面八方趕來，向銅像鞠躬致意，表達最真切的緬懷。

　　科學家把情感植根在祖國大地上，人民也同樣捧出了自己最樸素也最純真的心。

　　四代華農人的傳承與追求

　　“秭歸是我的第二故鄉”，被業界稱為“中國柑橘之父”的章文才常常這樣自豪地推薦秭歸。他一生出差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秭歸。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章文才先后在英國倫敦大學學習、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后，他毅然回國，任金陵大學農學院果樹學教授兼農業科學研究部主任。

　　他一邊教書，一邊開展科學研究，跑遍四川，進行柑橘良種選育。1940年，章文才和同事建立了中國農民銀行江津園藝推廣示范場（四川省農業科學院果樹研究所真武實驗場前身），栽培優良單株。這是我國第一次進行的柑橘良種選育的成果。當時選育的先鋒橙和錦橙一度成為全國各地的主栽品種。

　　在華農園藝林學學院黨委書記張宏榮看來，章文才身上的“三氣”值得傳承：不畏土氣，不怕傻氣，沉得住氣。

　　果樹專業并不受追捧，是和土地打交道的學科，故要不畏土氣；章老經常下基地搞科研，給果農普及知識，但他往往自己貼路費下鄉，所以說不怕傻氣；研究果樹是一項漫長的事業，一個項目研究往往要好幾年，得下很大的功夫，所以要沉得住氣。

　　這“三氣”也成為一代代華農人接力扎根秭歸、在祖國大地寫青春故事的精神氣質。

　　“在我們這個領域，偉大的科學家首推章文才。”章文才的“關門弟子”、華農果樹學教授蔡禮鴻說，當年自己填報果樹專業的志愿就是沖著章文才先生去的。

　　從1962年第一次到秭歸，到1993年年過九旬最后一次登上秭歸的大山，30多年里，章文才每年都會來到這里，汗水灑遍了西陵峽兩岸橘園。

　　“文革”期間，是大山里的秭歸人民為他保住了一張安靜的書桌。在那里，章文才用3個月時間寫出了重要的學術著作《柑橘生產管理與科學實驗》。

　　秭歸盧家山村的老果農至今清晰地記得，1985年的夏天，村里數以千計的柑橘樹根部潰爛、大片死亡，81歲的章文才得知后，連夜趕到秭歸。

　　第二天大清早，他便帶著學生越過青干河，來到柑橘園現場采樣查看。下坡時，章文才在4名學生的攙扶下，一步一步地滑到河邊，汗水濕透了全身衣褲。最終，果農在章文才的指導下，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住了“病情”。

　　在秭歸，有成千上萬的果農聽過章文才親自授課；彭洪才、嚴千明等上百名柑橘“土專家”，都是章文才手把手教會的學生。很多人給章文才家里打過電話請教過專業問題，不少人甚至是他在武漢家中的熟客。

　　和章家熟稔的彭洪國經常說起一個故事：有一年，章文才將一個叫“朋娜”的品種引進到秭歸，恰逢曾孫女出生，于是給孩子起名“朋娜”，也飽含著這位老科學家滿懷的期冀。

　　來自秭歸的統計數據，當地柑橘產量從1949年的200噸，提高到1998年的5萬多噸，章文才直接推動和見證了秭歸成為第一個“中國臍橙之鄉”。

　　沾滿泥土的雙腳才能充分汲取大地的力量

　　算起來，鄧秀新院士是華農在秭歸研究柑橘的第二代。鄧秀新出生于湖南宜章一個偏遠山村，家境貧寒。少年時上山砍柴，他經常見到山溝里生長的野柑子，沒想到，這成了一輩子的研究對象。

　　鄧秀新幾十年如一日奔波在基層，我國絕大多數種植柑橘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也被果農稱作“農民的財神”。

　　在華農，很多年輕一代的科學家都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三峽庫區移民時，已是大學副校長的鄧秀新借宿在秭歸農民家里。同行的人說：“哎呀，這怎么住啊？”可鄧秀新安之若素，“晚上睡得特別香”。

　　鄧秀新一直有步行的習慣，“全國柑橘產區設有29個綜合試驗站，我每年都要去十幾個站，走不動路可不行”。他說，農業科研創新永遠在路上，只有沾滿泥土的雙腳，才能充分汲取大地的力量。

　　在鄧秀新看來，實驗室跟田間地頭并不矛盾，進生產基地也是研究環節之一，他要求學生經常下地觀察和采樣，進而在產業中發現問題。

　　走進華農園藝林學學院二樓，文化墻上有一排院士的畫像和簡介，很多院士就是一兩句話的展示。比如說李天來院士，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將果菜冬季不加溫生產區域向北推移了300公里，解決了北方“冬天吃新鮮蔬菜難”的問題。一個人一輩子的貢獻，一句話就可以把它講清楚。學院院長程運江教授說，學院希望傳遞的一個理念就是，“我們的目標要簡化，但是一定要做得很持久才行”。

　　程運江介紹，學院里很多大教授都是二三十年培育出一個屬于自己的好品種，從播種到開花一般都要8-10年來觀察，它的遺傳穩定性也要經過兩三代的評價。這個過程科學家是全程要追蹤的，稍微不注意錯過了季節，可能一個寶貝就弄丟了，這個品種最好的東西就看不到了。

　　他也見證過一些科研單位脫離了主產區，最后文章也發了，獎項也得了，經費越來越多，學科規模越來越大。但不接地氣，說垮就垮下去了。

　　心里有百姓 才有腳踏實地的動力

　　60年彈指一揮間，程運江介紹，這么多年來，只要秭歸當地有需求，教師沒有課的，基本能做到隨叫隨到，有時頭天接到電話，第二天就去了。“崗位專家、產業鏈專家都是必須要去的，年輕教師每年都去，研究生甚至大多數要到當地田里開展連續幾年的觀察。”正是兩萬多個日日夜夜的堅守，成就了今天的“臍橙之鄉”。

　　學院里的劉繼紅教授記得，從章文才開始，幾代科學家對秭歸的支持是不計個人得失的，以產業發展為出發點。很多品種從國外引進了，都是無償提供給秭歸。很多好的技術，都是先在秭歸試用，有時候倒貼經費來做研究。

　　當年交通不便的時候，從武漢到秭歸出一趟差，來回就是個把星期、甚至10多天。在崎嶇的大山、綿延的橘園，沒有交通工具，靠走路，一天走10多公里到處察看。

　　如今，不少人都希望“趕緊出成果，馬上有掌聲”。華農有位老院士把追逐熱點、熱錢的科研項目比喻成“追魚餌”，魚兒東追一下、西追一下，追著追著就暈頭轉向了，“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沒有目標和定力，科研很快就會做散掉”。

　　在程運江看來，這個時代的確有很多誘惑在影響著年輕一代。他經常對學生說，走出實驗室，走到田間地頭，看到煙火氣，“心里就有了接地氣的感覺”。

　　程運江說：“今天我覺得我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走到哪個村里，老百姓主動說你一定要留在家里吃一餐飯，把雞宰了，把最好的果子留了幾個給你。這種最樸素的情感，就是最打動人心的東西。”

　　在他看來，秭歸對于學院來說就是一本活教材，這也成為對新一代科學家和年輕學子無聲勝有聲的思政大課——一個貧困村落，因為一棵樹、一粒果改變命運，成了億元村，家家戶戶臉上的笑容見得多了，年輕一代的心自然少了外面“搶項目”“搶帽子”的浮躁，心里想著老百姓，就有腳踏實地的力量。

　　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科學家的感情也植根在祖國的大地上。

　　2020年春天，受新冠疫情影響，原本不愁銷路的秭歸臍橙滯銷，秭歸農戶的求救電話“一鍵直通”已經擔任中國工程院副院長的鄧秀新。這位帶著湖南口音的院士，走進了電商平臺的直播間，從種植、口感、食用價值到科普知識，事無巨細，為秭歸的臍橙發聲。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劉世昕 雷宇 朱娟娟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