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治發展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講師）

　　2022年兩會期間，圍繞家庭教育促進法的實施，代表委員和社會公眾展開熱議。全國政協委員胡衛建議，要強化政府主渠道作用，盡快將家庭教育指導納入公共服務。回顧2021年，家庭教育促進法的審議和出臺牽動著廣大家長的神經，今年正式施行后，如何“依法帶娃”，不僅是家長的私事，也是國事。家庭教育促進法在強調家長的主體責任的同時，也要求政府為家庭教育提供指導、支持和服務。在實現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加強家庭教育基本公共服務建設是推動家庭教育促進法有效實施的著力點。

　　就在今年的兩會前夕，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發布的《全國“雙減”成效調查報告》顯示，87.1%的家長最想“提高自身家庭教育素養”，82.5%的家長家庭教育有困難。這說明家庭教育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樣，是一件容易勝任的工作。

　　從育兒的發展歷史看，育兒經歷了一個從放養到科學化的過程。現代育兒不僅僅要靠經驗，更要靠恰當的方法。當前，如何科學育兒已成為億萬中國家長面臨的急迫問題。北京冬奧會期間，中國運動員谷愛凌獲得了兩金一銀的好成績。她在社交媒體獲得高人氣的同時，谷媽媽的育兒方式也在社交媒體上得到了較多人的點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家長都意識到科學育兒的重要性或者有能力去做到。換句話說，每個家庭在育兒這件事上是不均等的。

　　就家庭教育政策的變遷而言，與育兒的歷史相似，其大體上經歷了由面向特殊群體到面向一般大眾的發展過程。進入新時代，隨著小康社會到共同富裕的深刻轉型，我國過去面向特殊群體的家庭教育政策已經很難滿足家庭教育的未來發展需求了。家庭教育促進法的出臺奠定了家庭教育現代化的制度基礎，需要通過有效實施達到立法者的初衷。實施家庭教育促進法，一方面要關注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服務問題，另一方面也要關注面向全體家庭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務。

　　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央日益重視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建設，黨中央、國務院的多份文件均提及“構建覆蓋城鄉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家庭教育促進法中明確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將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納入“城鄉公共服務體系和政府購買服務目錄”之中。在實施這些規定的過程中，政府部門還應該加大政策執行力度，將家庭教育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視野。基本公共服務不同于公共服務的地方在于：根據中央有關文件的精神，基本公共服務具有基礎性和全局性的特征，目標是實現均等化。一旦將家庭教育服務作為基本公共服務來理解，就對我們現有的家庭教育制度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基本公共服務要求服務的可及性和便利性。目前最方便廣大家長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站點是社區，但是我國的社區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在不同的區域發展得較為不平衡。有些地方發展較好，有些地方還跟不上。最近，浙江省的經驗做法頗值得借鑒。浙江省依托浙江開放大學，通過統籌整合全省開放大學、社區教育機構及其他工作資源和力量，構建省、市、縣（區市）、街道（鄉鎮）四級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工作體系。浙江省的經驗是可以在全國推廣的，即各地依托本地的遠程教育資源，以城鄉社區為服務平臺，向社區所在地的所有家長提供指導服務。

　　其次，基本公共服務要求服務的普惠性。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不單單是發放家庭教育宣傳手冊、開展家庭教育知識講座這么簡單，還包括如何解決家庭內部的親子沖突、如何有效地開展家校合作、如何解決“雙減”政策下的課后服務托管等一系列問題。這就要求政府在加強投入的基礎上，根據各地的經濟狀況結合每個家庭的年收入水平，采取有針對性的普惠性措施，逐步實現免費向全體家長提供家庭教育基本公共服務。

　　最后，基本公共服務要求服務的均衡性。均衡性意味著提供給全體家庭的家庭教育服務質量是大體相同的，這就要求家庭教育主管部門制定出臺“家庭教育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在政府主導的前提下，可以通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吸引非營利性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機構和家庭教育指導師參與進來。與此同時，家庭教育主管部門還有必要制定“家庭教育市場服務標準”，規范家庭教育市場的有序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