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富標（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文化強國背景下的公民道德建設工程研究”〔21&ZD059〕的階段性成果）

　　孔子在《論語·子罕》中提出：“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禮記·中庸》也認為：“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這說明勇氣是道德行為得以實現的內在動力。同時也給我們以啟示，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應注重激發公民的道德勇氣，激勵公民追求良善價值，由此孕育出全社會崇德向善的良好社會風尚。

　　道德勇氣的行為表現及重要作用

　　《說文解字注》有云：“勇者，氣也。氣之所至，力亦至焉。心之所至，氣乃至焉。故古文勇從心。”即是說，勇氣是介于“心”和“力”之間的意志品質，它源于個體內心的精神力量，外顯于行為上的勇敢。當然，勇氣既有血氣之勇、匹夫之勇，也有道德之勇和創新之勇。而道德勇氣是個體在面對道德選擇時，雖然認識到行為困難或處于不利境遇，但仍然直面問題，勇敢踐行道德價值的一種精神狀態和道德品質。一個具有道德勇氣的人，在行為上會表現出如下特征：

　　敢于直面自身的道德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矛盾的對立統一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人也概莫能外。在不同的境遇中，個體經常會面臨一些矛盾和道德糾結，在矛盾求解過程中有時可能會產生某些與社會道德規范相背離的行為和問題。而問題是矛盾的表現形式，人類道德生活本質上就是面向實踐和解決實際問題，并在此過程中實現自身的進步和完善。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禮記·中庸》也說道：“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對道德問題不斷地進行自我反思，學習和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才能在實踐中改過遷善，這就是道德勇氣的行為表現及其作用。它正是通過個體在道德方面的自我覺醒和道德意志的淬煉，并以勇毅行為去克服自身的道德不足和問題，最終促進自身道德品質的形成和道德人格的完善。

　　勇于維護社會的道德準則。社會的道德價值是在善與惡的較量和斗爭中得以彰顯的。面對社會上某些失德行為或危急情況時，我們既不能表現出怯懦，也不能魯莽行事，而要在實踐中運用智慧選擇最恰當的行為方式。見義勇為便是維護社會良善道德價值的恰當行為。作為一種美德規范，它是指個體在面對自然災害、突發意外、邪惡勢力、不法行為等事件或困境時，能臨危不懼、挺身而出，積極幫助、救助他人或者維護集體利益。這是道德勇氣激勵人們在面對道德困境或危急情形下做出的正確道德抉擇，也是道德主體具備道德良知、履行道德義務的充分體現。在這一過程中，主體自身的利益很可能會受損害，有時有可能付出生命代價，但這是值得的，因為其捍衛道德準則的信念和勇敢行為能給世人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文明啟迪。

　　執著追尋崇高的道德理想。道德理想是個體對道德生活應然狀態的觀念建構，是道德價值目標和價值觀念的集中體現。它反映在對社會美好道德生活的向往和對個體完美道德人格的追求兩個方面。道德理想為道德勇氣提供穩定的原動力，道德勇氣又體現在個體排除困難、追尋道德理想的過程中。尤其在現代社會，隨著市場化的全面滲透，追求道德理想便成為道德勇氣的精神標識和價值目標，同時在行為上表現為超越性和堅毅性等特點。超越性主要是指個體因其追求的目標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和社會整體的進步，而在行為上體現為更多的利他性或自覺的犧牲精神。這就是蘇軾所說的：“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堅毅性主要是指個體意識到行為可能帶來的壓力、困難或危險時，仍義無反顧地追求理想價值，從而體現出意向堅定、敢作敢為的精神氣魄。

　　總之，道德勇氣的踐行彰顯出其對個人道德成長、對社會的揚善抑惡以及促進社會良性運行的多重作用。千百年來，人們不斷地用道德勇氣去捍衛公平正義等基本道德價值，才鑄就了今日文明之盛況。在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進程中，道德勇氣的激勵和弘揚也將迸發出強大的精神力量。

　　新時代公民道德勇氣的激發之道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隨著人們對美好生活向往需求的日益增長，公民的道德勇氣作為維護美好生活的一種正能量，必將得以充分激發，成為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有效推力。

　　以制度激發道德勇氣。“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法律等制度的有效實施，社會公平正義的維護有賴于公民道德勇氣的付出，而道德勇氣的培育也離不開社會制度的強力保障和激勵。首先，制度要有鮮明的道德導向，要把凸顯善理念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制度設計之中，從制度上體現對道德勇氣等美德義行的弘揚。其次，要完善和明晰與道德勇氣及其行為相關的法制保障和褒獎體系，如關于搶險、救災、救人等領域均應設立專項的法律和制度，同時健全見義勇為的立法、執法和司法工作。最后，還要“以法養德”，運用法治手段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以法治力量打擊假丑惡，讓敗德違法者受到懲治、付出代價，使人們感受到制度對公平正義的維護，感受到法治對道德勇氣的保護。

　　以激勵激發道德勇氣。馬克思主義認為：“正確理解的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集體主義是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原則，它強調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有機統一。即個人遵守社會規范，維護社會和集體利益，而社會尊重、保障或補償個體的正當利益，從而實現兩者的根本一致。對于滿懷道德勇氣，維護集體利益或他人合法利益者，社會有責任對其受損的利益進行物質和精神的補償或獎勵。精神層面，各級政府應健全和完善道德行為的榮譽激勵機制，定期對見義勇為者進行褒獎和宣傳。對于事跡突出的見義勇為者，應進行通報嘉獎，授予“見義勇為模范”等榮譽稱號，通過物質和精神雙重利益激勵激發公民的道德勇氣。物質層面，各級政府對因見義勇為而自身利益受損者給予慰問金、補償金，或給予困難補助等，各類社會組織和個人可為見義勇為者設立基金會，進行物質獎勵，同時物質獎勵的標準和額度應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相適應，與見義勇為者的利益受損程度相匹配。

　　以道德教育激發道德勇氣。道德教化是指社會有意識地將一定的價值理念和道德規范，通過道德知識教育、榜樣示范和情景熏陶等方式，培養公民優良道德品質和實踐能力的活動和過程。以教化方式激勵公民的道德勇氣要凸顯以下幾點：其一，思想是行為的先導，個體只有先“知勇”，才能后“行勇”。社會應通過宣傳教育讓每個人深化對道德勇氣“是什么”“為什么”“怎么做”的認知，尤其是學校要把道德勇氣的培育貫穿整個育人過程之中。其二，媒體應充分發揮輿論的引領和教育功能，大力弘揚見義勇為的道德模范或英雄事跡，以他們的大愛大善之舉來影響和激發公民愛善行善的情感和勇氣。其三，整個社會不僅要加大新時代公民道德規范體系的供給，還要通過輿論引領、風俗儀式和習慣培養等方式，營造出人人勇于行善、樂于行善的良好人文環境。個體在上述系統化的道德教化下，才能對道德規范有明確的了解、對道德情感有真切的體驗，并通過不斷的道德修養，在困境之中和危急之時激發出道德勇氣，將道德勇氣外化于行，內化為高尚的道德品格。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0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