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青海省與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率先啟動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示范省建設。2021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青海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優化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嚴格落實主體功能區布局，加快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正確處理發展生態旅游和保護生態環境的關系，堅決整治生態領域突出問題，在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上走在前頭，讓綠水青山永遠成為青海的優勢和驕傲，造福人民、澤被子孫。”2021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青海時進一步強調，“要落實好國家生態戰略，總結三江源等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經驗，加快構建起以國家公園為主體、自然保護區為基礎、各類自然公園為補充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守護好自然生態，保育好自然資源，維護好生物多樣性。”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向世界莊嚴宣布，中國正式設立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國家公園。青海要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大要求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進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進程，從管理體制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生態價值轉化、生態法治保障和生態文化建設等多維度“走在前頭”，努力成為中國自然保護地體系改革的引領者、貢獻者和示范者。

　　管理體制改革“走在前頭”。自三江源、祁連山國家公園體制試點以來，青海積極探索具有高原特色的保護、管理和建設之路，在自然保護地管理機構改革、自然保護地整合優化等方面取得積極進展，為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積累了寶貴經驗。不過在自然保護區和自然公園的體制機制改革方面仍需完善，全面加快落實《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青海省貫徹落實〈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的實施方案》等，建立統一分級與部門協作的管理體制。一是理順現有各類自然保護地和自然資源管理職能，將以前分散在各部門的自然保護地和自然資源管理權限統一交由自然保護地管理機構和自然資源管理部門集中行使，整合組建統一的自然保護地管理機構，明確機構行政級別、職責配置、人員編制、技術規范等。二是結合自然資源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理順中央和地方權責關系，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事權，將自然保護地按照生態功能重要程度劃分為中央直接管理、中央與地方共同管理、地方管理三個層次，實現分級設立、分類管理。三是創新部門橫向協調機制，在系統梳理各類自然保護地和自然資源管理部門的自然資源資產管理職責的基礎上，科學界定部門職責，根據自然資源屬性進行專業化管理，構建主體明確、責任清晰、分工合作的自然保護地部門協同管理機制。四是協調好自然保護地管理機構與所在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地方政府行使轄區經濟發展、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市場監管等職責，自然保護地管理機構負責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等工作，形成兩者間職責明確、密切配合的分工協作關系。

　　生態環境保護“走在前頭”。改革開放以來，以自然保護區為代表的各類自然保護地建設奠定了良好的生態保護成效，較為完好地保護了典型的生態系統和自然景觀，維護和保存了物種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各類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逐步修復和提升。但仍存在各類自然保護地保護對象界定不明晰、利用程度劃分不科學、自然保護地之間相互交叉重疊等問題，導致自然保護地生態環境并未得到全面科學保護，當前必須要把自然保護地的生態高效保護作為首要任務來推進。一是進一步明確各類自然保護地的“保護對象”。通過界定資源自然屬性和資源價值屬性，清楚地區分出各類自然保護地的差異，從而制定明確的保護目標。如國家公園要體現多重價值，成為多種自然資源、多樣景觀和多種價值的綜合體；自然保護區應具有代表性和稀有性，體現生態價值和科學價值；自然公園只需要在某一方面體現較高的價值。二是科學劃分各類自然保護地的利用強度，參考相關條例和規定，對利用強度進行差異化限制。如，對國家公園利用程度的限制是最嚴格的，對自然保護區的利用程度應繼續堅持保護優先、開發利用為次的原則，對自然公園應根據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承載力合理分區，設置相適應的利用程度。三是整合交叉重疊保護地和歸并優化相鄰保護地，同步開展自然保護地范圍邊界和分區優化工作。

　　生態價值轉化“走在前頭”。青海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對生態價值轉化進行了有益探索，但仍然存在對生態價值認識不足、生態價值量化表達困難、生態產品市場不活躍等問題需要切實加以解決。推動自然保護地體系改革不僅強調生態價值的保護，同時需要全面謀劃、積極探索生態價值轉化機制和路徑。一要明確生態價值開發利用的功能定位。包括明確各類自然保護地生態產品的價值來源、生態產品使用價值的多層次性、生態產品的價值構成和生態產品價值量的動態性等，充分認識生態資源是經濟發展的優質資源。二要健全生態價值評估體系。加強對生態價值評估人員專業技能的培訓，并進行相關法律法規的約束；加大技術標準和評估方法的研究，制定和發布與國內國際接軌的核算技術指南和評價指標體系，規范生態價值評估方法；積極培育生態產品價值評估機構，嚴格把控生態產品價值評估機構的資質標準。三要構建生態價值轉化的市場化運作體系。加快培育市場供給主體，引導傳統企業生產生態產品，提高生態產品的收益率和供給能力；構建生態產品市場交易平臺，探索基于市場供需關系的生態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深度挖掘物質供給類生態產品的市場潛力，將隱性需求主體轉化為顯性需求主體，構建青海生態產品的消費大市場。四要構建完善的生態保護補償制度體系。建立健全各類自然保護地的綜合生態保護補償政策、推動一體化生態管護體制、推進橫向跨流域生態保護補償、建立穩定的投入機制、健全配套制度體系等。

　　生態法治保障“走在前頭”。目前，我國自然保護地的相關立法僅有《自然保護區條例》和《風景名勝區條例》兩部國務院發布的法規，沒有國家層面自然保護地的專門立法，《環境保護法》雖然在2015年修訂后成為史上最嚴格的環保法，但是該部環保法依然主要關注的是污染防治，在生態系統保護及自然保護地方面相關內容較少，沒有辦法在自然保護地建設中發揮統領作用。大部分自然保護地只是通過部門規章進行規范，它們出臺時間較早、立法層級低且相對分散，已遠遠不能適應當前自然保護管理工作的需要。青海在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過程中，結合自身發展實際，高度重視依法治園、依法管理，國家公園試點地區相關立法已實施，內容包含生態綜合管理、機構運行、宣傳教育、特許經營等，這些探索為國家層面自然保護地法治建設提供了借鑒。青海要在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上“走在前頭”，就必須在法治保障上先行先試。一要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聯合多部門積極探討修訂或制定出臺省級層面相關自然保護地保護管理的地方性法規，明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的法律地位、治理原則、管理與規劃制度等，以此突破區域性立法障礙。二要探索建立以特許經營、自然資源管理為核心的配套法律制度，為自然保護地“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提供法律支撐。三要通過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存在的特殊問題，倒逼自然保護地法、國家公園法、生態補償法等法律的制定和出臺。

　　生態文化建設“走在前頭”。青海自然保護地生態文化建設呈現增長速度快、地方特色鮮明等特點，生態文化建設取得明顯成效。但同時存在起步晚、規模小、品牌弱的狀況，發展建設中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中，對生態文化重視程度不足、生態文化內涵和內容挖掘不足和生態文化保護與發展的路徑單一等問題較為突出。只有夯實自然保護地生態文化基礎，才能有力推動青海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一要提高對生態文化重視程度。將自然保護地生態文化建設作為提升自然保護地軟實力的“切入點”來抓，把生態文化作為自然保護地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環節。加強生態文化理論研究，形成一批能夠發揮指導作用的理論研究成果，提升自然保護地生態文化建設能力和自然保護地整體實力。二要深入挖掘生態文化內涵及內容。自然保護地生態文化建設要充分尊重地域傳統生態文化，運用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將地方傳統文化特別是地方生態文化與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緊密結合、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緊密結合、與區域發展戰略緊密結合，形成具有自然保護地特色的生態文化體系。三要豐富生態文化保護與發展的形式。運用多媒體技術手段，建立音、像、文一體的生態文化資源數字平臺、文物資源數據庫，實現生態文化資源智能化管理。通過開發多種生態文化產品，比如生態旅游產品、文創產品、日用品、特色美食等等，豐富自然保護地生態文化發展的載體。

　　（執筆：馬洪波 才吉卓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