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將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精準地概括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并就“人的全面發展”進行了有深度、有力度、有溫度的表述。這個新的論斷，關涉國家之未來、深系國民之福祉、立足實踐之訴求、凸顯理論之精義、回應文化之關切，是理論源于實踐、指導實踐的深刻反映和生動呈現。

　　美好生活表達了人存在的目的性與社會性，是哲學與倫理學的重要命題。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具有世界性，是各民族國家普遍的向往、共通的命題；另一方面具有民族性，契合于一個民族獨特的歷史命運和在此當中形成的文化精神、文化心理。一方面具有超越性，指向了人的豐富和全面；另一方面具有現實性，需要立足于當下歷史階段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基礎，以現時的政治實踐和社會實踐為依托。美好生活的提出和圍繞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進行的系統闡釋，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呈現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具有以下幾個理論特征——

　　把握馬克思主義精髓

　　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著名論斷：“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深刻揭示了人的獨特規定性。因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因為是歷史的、具體的、現實的存在，人必須要面對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并不斷在動態的解決上述問題的過程中趨向全面性。經歷了站起來、富起來的歷程，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對此，黨的十九大報告不僅提出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對其是什么（內含）、為什么（原理）、怎么辦（路徑）進行了全面闡述，由此把馬克思的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判斷落實到中國人民的生活世界當中，落實到新時代的治國理政方略當中。

　　作為社會關系的總和，當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或者說作為一個總體的人占有自己的本質，就抵達了馬克思所說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設定。在馬克思那里，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特征的共同體，既是理想的社會形態，也是持續性的歷史運動，需要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現實運動中實現。“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這一重要論述的提出，正是馬克思上述原理的時代表達、中國表達。同時，報告中“脫真貧、真脫貧”的宣示，“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的承諾，“打贏藍天保衛戰”的目標，“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要求，密切地跟蹤著人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著力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著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充分展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充分展現了通過社會歷史實踐尋求人的全面發展的馬克思主義觀點。

　　可以說，美好生活內含著馬克思“解釋世界”的理論邏輯；而圍繞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形成的發展方略，則是在踐行馬克思“改變世界”的實踐邏輯。

　　彰顯中華文化精神

　　對美好生活這一人類共同的超越性追求，不同倫理學流派有不同的表達，尤其體現在古典時代哲學家的研究理路中。比如，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是生命的自然目的，也是最高的善；伊壁鳩魯認為快樂包含身體健康和心靈寧靜，審慎的生活才能獲得寧靜、才能獲得最高的善；斯多亞學派認為“按照自然生活”、按照理性生活，才能達到幸福。其共同特征是認為，幸福是與理性相一致的，理性內在于美好生活的普遍理想。

　　中國文化同樣傳遞著對安定、幸福生活的恒久守望。《尚書·洪范》中有“五福”的記載，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表達了一種整體性的幸福觀。與上述古希臘哲學家對理性強調、對求真求知的強調不同，中國文化受天人一體的宇宙觀、天下一家的世界觀、民胞物與的生命觀影響，對美好生活的描述更強調求善求美，強調幸福的整體性和完備性。

　　比如，強調天人一體。在中國哲學里，天是萬物的生命本源，也是道德觀念和原則的本原。對此，儒家道家文獻都多有論述，比如《易經》中提出天、地、人三才之道，天之道在于“始萬物”，地之道在于“生萬物”，人之道的作用在于“成萬物”，將人與自然、人與最高道德本體的關系清楚展現出來。

　　比如，強調德福一致。以儒家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重視德福一致，認為道德內在于幸福之中，美好生活同時也是道德的生活，因此即便“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圣人也能“不改其樂”。同時，因為道德帶有利他性，這就要求人們不能只注重個人的幸福，個人的美好生活必然融入社會的整體利益和共同發展之中，內圣外王的個人理想、“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由此趨于一致。

　　這些特征，構成了中國文化所表達的美好生活的重要內容。40年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將這種千百年來的文化表達上升為國家發展的目標，鍛造成民族復興的支點，并逐漸賦予了其更加豐富、更加現代化的內涵。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概括，對美好生活的新時代定義，進一步彰顯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的整體性，在推動改革發展的基礎上強調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在強調必須堅定不移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同時，強調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體現了對“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系統性把握，對人民獲得感的全面理解，由此也彰顯出了中國千百年來所形成的文化精神。

　　切中中國社會現實

　　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具有歷史性，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一新的歷史方位，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的把握，更是對中國發展歷史邏輯的深刻認知。

　　改革開放40年，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斗，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早非難題，“落后的社會生產”已成為歷史詞匯。今天，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當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當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當中國的發展成為世界當代史中極富傳奇性的一章，人民對發展的質量、持續性、獲得感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應運而生，深刻把握時代特點，精準回應人民訴求：在我國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已經進入世界前列的情況下，人民群眾不僅需要經濟增長，也需要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雙贏，軟實力與硬實力的匹配；不僅僅滿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更呼喚先發地區與后發地區的統籌，“人的全面發展”與中國社會發展的同程。改革開放早期提出的“富口袋”“富腦袋”不再是難題，人民普遍關注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

　　對此，黨的十九大報告以帶著溫度的筆墨強調：“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以切中社會脈搏的準確性指出：“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以莊嚴的態度承諾：“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一方面在發展指標中體現出人的尺度，一方面力求在人的全面發展中自然達成社會財富的累積；一方面擘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藍圖，一方面密切跟蹤人民的獲得感。由此，將新時代中國意義上的美好生活之現實所指，豐富呈現出來。

　　作者：劉文嘉（清華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